在非洲，当时我是班里唯一的白人孩子。（我也因此反思，在美国时班上仅有的几个黑人朋友上课时心里会作何感想。）每次我和家人上街买东西的时候，总有很多孩子围着我们讨钱，当时我心中既忧虑又充满同情。我记得第一次听到伊斯兰教徒的祈祷时，那种感觉如此陌生以至于有些畏惧，可是后来因为反复听，那带着抑扬顿挫的祈祷又让人心情舒畅，就像听到祖母家院子里的知了唱出夏天的感觉一样。每天清晨，总会有一个虔诚的教徒在我家附近祈祷，我也会在他的祈祷声中醒来，并且慢慢喜欢上了这种体验。我从附近村庄的一个10岁的小男孩那里学会了一种叫Owari的对弈游戏，棋子用的是豆粒。这个小男孩聪明又滑稽，通过下棋，我们弥合了彼此间的距离。

父亲当时给加纳法学院的学生教授宪法，1969年的加纳还处在推翻了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政权后向民主社会的过渡时期。有时父亲请学生来家里吃晚饭，我在饭桌上就会听到激烈的争论。我也明白建立一个国家是多么不容易，因为那些部族领袖的管辖范围虽然不大，但是很有权威，他们的现实利益将与更广义但却更抽象的国家概念发生冲突。多年以后，在惠普公司，我见到了同样的场景，又想起了“群雄逐鹿”这种各主管为了各自部门的公司预算明争暗斗的情形。

在北卡罗来纳州，我第一次明白了橄榄球对于高中生意味着什么，也体会到了父亲当年心头的压力。我给一些橄榄球队队员上阅读补习课，这些学生在球队里都是明星球员，却几乎目不识丁。他们因阅读遇到重重困难而灰心丧气时，真是令人感到既震惊又痛心，不过他们最终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还做过义工，帮助智障儿童识字。我还记得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学生，他叫肯尼思。那时他5岁，我花了整整一个半月才教会他认读“眼睛”和“耳朵”这两个单词。当我们实现这一“跨越式飞跃”后，彼此都感到欢欣鼓舞。从此以后，每当他看见我的时候，都会在操场对面冲我大声喊：“眼睛！”几年以后，我回家顺路去看他，他还记得我。他始终没有学会说自己的名字，不过他仍会冲我大声地喊：“眼睛！耳朵！”那是我第一次因为帮助别人实现梦想而感到兴奋，不，应该说是极度兴奋才对。

多年以来，我学会了如何看待变化。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新鲜事物的兴奋互相掺杂时，往往让人有些紧张，而我已经学会了泰然处之。不论什么时候遇到陌生人，我心中的恐惧感都会一闪而过，然后进入一种兴奋状态。我发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之间都会存在巨大的分歧，但是我也知道，只要双方能够彼此尊重、换位思考，这种分歧是能够弥合的。

我曾在日记里留下一页又一页的心声，给一路走来的朋友写了一封又一封长信。时至今日，当我再次翻开日记簿时，里面记满了各种事件、观察结果和自己的感受。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如此不同，这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大学期间，我经常给父母写长信，信纸上落满了我无法当面启齿的心情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