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想让每个孩子都学会一种乐器，所以我开始学钢琴。尽管我学琴的初衷是满足母亲的心愿，可是学习音乐的乐趣以及把曲子越弹越好的过程让我沉醉，所以我一弹就是几个小时。我喜欢弹琴时的那份激情与细腻，在美妙的音乐声中，似乎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和我在对话，帮我缓解恐惧、疑虑和梦魇。多年以后，有人问我最喜欢哪个作曲家。“贝多芬”，我脱口而出，因为每当我感到心神不定的时候，就会弹奏他的乐曲。“为什么不是莫扎特呢？”对方又问道。我想了想，这个问题问得好。莫扎特的音乐美妙动人，如同天籁之音，超凡脱俗。虽然从他的音乐中我能得到灵性的启示，但是听不到一个凡人内心的挣扎。相反，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我能听到愤怒和恐惧。贝多芬的音乐雄浑苍劲，它之所以吸引人，正是因为你能在其中听到人间的苦痛，能够感受到凡人的气息。

通常父母对子女心中的这种恐惧、不安和疑虑并不敏感，也许是因为他们有过类似的感受吧。我的父母坚忍克己，而且希望我也能和他们一样。为此，我只报喜不报忧，从来不向他们诉说自己心头的恐惧和不安，只说那些能让他们高兴的事。我记得我们总是在搬家，在第五次搬家的时候，我转学进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高中，当时我正念高三。我想念自己的朋友，他们都在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对我而言，则是另一个世界。当时我转入的是达勒姆市的查尔斯·E·乔丹中学，这所学校学生之间帮派众多，要想挤进某个帮派确实很难，为此我哭了不知多少回。父母无法体会这次搬家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们依然对我有着毫不含糊的期望：我的钢琴课和学校功课都不准打折扣。记得那一年我第一次把成绩报告单拿回家的时候，上面有7个优、1个良，但父母提醒我应该有能力拿全优的。第二个学期，我就乖乖地拿了全优。

我们之所以频繁搬家，是因为父亲在学术上成就越来越大。他先后在得克萨斯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任教，他在休假年①期间还去了伦敦政经学院和西非的加纳大学进修（最后，他成了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审判庭的法官）。因此，我曾在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加利福尼亚州上小学，在加利福尼亚州和英国上初中，在非洲、加利福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上高中。在搬家的过程中，我对生活的变动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我总是班里的插班生。作为插班生，我特别急切地想融入班级，急切地想得到大家的认可，急切地想交到朋友。那些年，我一直留心母亲举办的各种聚会，那些聚会很受欢迎，而且都是主题聚会。母亲总能向客人提出得体的问题，并且善于聆听他们的回答。我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这一技巧。一些朋友回忆说，想当年，我经常把他们“堵”到墙角进行“逼供”。结果我发现，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喜欢别人向他们提问题。他们喜欢自己受到关注的那种感觉，当有人在一旁倾听时，他们的感觉会更好。借用这种方法，我交到了很多朋友。多年以后，我频繁地更换工作，我发现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管理方法。通过向他人提问，你不仅对别人表示了尊敬，而且通过聆听，你也能迅速扩大知识面。

我总能经历一些奇遇。在英国时，我转入了一所伦敦女校。那一段经历对我而言就像电影一样：大家穿着统一的校服，和女校长一起演绎清一色女生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记得当时我饰演的是朱丽叶，新学的英国口音还有点儿过不了关。不仅如此，就连这个学校的名字都像出自某部小说—查宁优等女子学校。我非常喜欢那段时光。我在那里交到的新朋友总是充满活力而且敢作敢为。我们总是在“忙着”破坏校规，但从未惹上大的麻烦。比如，我学会了怎样越过学校的规定，把裙子往上撩起一些，好多露一点腿部；我也学会了怎样把教室后面通往地下室的木梯子移走，让别人以为我们出去了，可实际上我们还躲在教室里。这样的恶作剧不会伤及他人，只是带着几分傻气，可是我们就是喜欢做个“坏”女孩时带来的那份刺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