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目的不是要像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博士那样，宣称“在理想的最美好的世界，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设”。事实上，上述所有进步都面临着挑战，也都有往往会转化为悲剧的例外。贫穷国家的进步与欧洲和美国的近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享受了几十年增长和繁荣的欧美中产阶级正在因为金融崩溃而失去他们的经济地位，其群体规模也在缩小。不过，人类的整体寿命延长了，整体健康状况改善了，基本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这一切对于理解当今的权力转移和重新分配至关重要，也让我们能够对当前时事做出更前沿的解释。诚然，“阿拉伯之春”及近期其他一些社会运动对现代技术的运用引人注目，但它们的发生与1980年以来中东和北非人口预期寿命的迅速增长关系更密切，与“青年膨胀”关系更密切（数百万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受过教育，身体健康，未来的生命之路还很长，却没有工作或好的前程），当然，也与政治活跃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关系密切。“阿拉伯之春”兴起于突尼斯并非偶然，它是北非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也是贫困人口向中产阶级转变最成功的国家。事实上，受教育水平更高却又缺乏耐心的中产阶级才是近10年来许多政治变革的发动机，他们渴望的进步速度远非政府的能力所及，他们因无法忍受腐败而变成了强有力的反对派。人口和收入的增长本身并不足以改变权力的行使，权力仍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数量革命不仅是数字的革命，还代表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当人们的营养水平、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加见多识广，与他人的联系更多的时候，很多曾经把权力严密保护起来的要素就不再那么有效了。

关键在于：人口数量越多、寿命越长，就越难对他们严加管理和控制。

从根本上讲，任何政权的权力行使都需要控制国家、市场、选民、追随者和贸易线路等。一国的人口（有可能成为士兵、选民、消费者、工人、竞争者或追随者的人）数量越多，能力越强，越能充分控制自己的财产，政府就越难对他们进行协调与控制。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忆及自己从政以来世界秩序的剧变时直截了当地说：“当今世界，杀掉100万人要比控制他们容易得多。”

数量革命让当权者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境地：当使用武力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时，如何有效强制执行？当人们生活得更加富足、更加独立、越来越不易受到伤害时，如何维护权威？当这个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时，如何对人们施加影响并回报他们的忠诚？要管理、组织、动员、影响、劝告、惩戒或镇压众多生活水平尚可的人，再用应对少数生活水平较差的人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