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仅人口数量更多，人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人口的迁移也更加频繁。这不仅使人变得更难控制，也通过种族、宗教及专业群体的兴起或思想、资本及信仰的动摇或强化改变了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据联合国估计，全球共有2.14亿移民。过去20年，全球移民人数增长了37%，欧洲和北美的移民人数分别增长了41%和80%。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迁移革命，移民的数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

让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世界人口的加速迁移对美国劳工运动的影响。2005年，6家工会脱离美国劳联—产联（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组成了名为“变则赢”的竞争者联盟。这6家工会中包括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和制衣业工会“团结起来”。在同类工会中，二者低收入移民工人会员的比例均较高，其利益及优先考虑与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等老牌制造业及产业工会不同。这次分裂造成的影响蔓延到了美国的国内政治领域。正如《纽约时报》记者贾森·德帕尔所说：“‘变则赢’在奥巴马总统竞选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人认为是决定性作用）。”国际人口迁移以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影响着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

根据苏丹立法机构2009年通过的《南苏丹公投法案》，包括居住在美国的约15万苏丹人在内的海外苏丹人有权参加2011年公投，以决定南苏丹是否要独立。哥伦比亚的一些参议员是由居住在海外的哥伦比亚人选举出来的。有些国家散居在海外的人口众多，它们的州长或总统候选人经常去芝加哥、纽约和伦敦等本国同胞定居的地方拉选票并筹集资金，墨西哥的州长候选人和塞内加尔的总统候选人都是例子。

同样，移民也在改变着他们定居的国家的商业、宗教和文化。1990~2011年，美国的西班牙裔人口从2 200万增至5 100万，以至于现在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是西班牙裔；过去10年，美国新增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西班牙裔。在福特汽车公司总部所在地密歇根州迪尔伯恩，40%的人口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其中的穆斯林在这里修建了北美最大的清真寺。这些小团体注定会改变当地的联盟、投票模式和商业策略，甚至会改变教会对信徒的竞争。政党、政客、企业和其他机构越来越多地面临着竞争者的挑战，这些竞争者在新的人口群体中根基更深，对他们的了解也更全面。同样的一幕也在欧洲上演着，各国政府已经无力阻止来自非洲、亚洲以及不那么富裕的欧洲国家的移民潮。有一个引人关注的例子：2007年，一名出生于尼日利亚的男子当选爱尔兰波特劳伊斯市（都柏林以西的一个通勤城市）市长，成为该国的第一位黑人市长。

即使是试图限制新的人口迁移的做法也会导致令人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在谈到美国一些州的移民对越发严厉的对待和不友好的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时，墨西哥外交部前部长乔治·贾斯达涅达和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道格拉斯·梅西指出：“许多墨西哥裔永久居民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们没有因为觉得自己不受欢迎而离开美国，而是通过‘自卫入籍’成为美国公民。1986~1996年，平均每年有2.9万名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国籍；自1996年开始，平均每年有12.5万名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国籍，为美国增添了200万新公民，这些新公民又会把近亲带到美国。现在，近2/3的墨西哥裔永久居民是以美国公民亲属的身份入境的。”这些新公民自然也是选民，影响着美国的选举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