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塔斯从政府部队到私人部队、再从私人部队到毒贩的身份转换表明了当今冲突中角色可以互换的本质。伊拉克叛乱分子逐渐把绑架当作生意，这些叛乱分子大部分是萨达姆·侯赛因军队的老兵；塔利班开始参与阿富汗的毒品交易；海盗日益猖獗。这些事例都表明，经济机遇（从更高的报酬到犯罪所发的横财）将很多行为体推入了冲突。金钱一直是促使人们拿起武器（有时是放下武器）的动机之一，但是，在分散冲突中，最有用的武器都能够轻易得到，经济动机格外强烈，遵从指挥与控制的动力就相应减弱了。从犯罪到叛乱、再从叛乱到私营军事公司，对于那些受过相关武器及后勤训练的人来说，市场机遇无处不在，而这些市场机遇越来越多地涉及传统的“民用”技术。

换言之，在今天的冲突中，秩序没有物质刺激重要。在传统军队中，收入水平是次要的，人们参军的主要动机是忠诚、公民义务和责任以及使命感或目标感，这也是“9·11”事件后大量美国人报名参军的原因。一些叛乱及暴力团体也有使命感，他们以驱逐占领者、保卫领土或对抗异教徒为名吸引追随者。但军事角色的分散和参与冲突的非军事途径的兴起意味着价格、报酬和机会成本等市场信号正在影响暴力的形式，其程度至少是过去一个世纪中的西方社会未曾经历过的。

军事权力的衰退影响着每一个人

分散了冲突并将军事技术转化为军用/民用混合技术的离心力不仅影响着大型的国家军队，就连冲突中的新行为体也面临着成为牺牲品的危险，尽管这股力量曾经促进了他们的崛起。

“圣战”运动就是一个例子。“9·11”事件及随后发生在马德里和伦敦的袭击都是以奥萨马·本·拉登和扎瓦赫里为核心的恐怖组织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策划和努力的结果。而“基地”组织近期策划的几次袭击规模都比较小，还遭到了挫败，并且“鞋子炸弹客”和“内裤炸弹客”的性格令这些袭击显得近乎可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或许一个原因在于反恐机构在大阴谋实现之前就将其挫败的能力增强了，另一个原因在于“圣战”世界和“基地”组织权力和能力的衰退对其自身造成了影响。研究“圣战裂缝”的学者托马斯·里德分析了“圣战”分子的不同活动。为领土而战的地方叛乱分子通常对全球影响力毫无兴趣。与哲塔斯一样，出于经济动机而不是使命感，一些“圣战”武装分子开始从事有组织犯罪及贩毒活动。还有更多“圣战”分子来自欧洲和北美等地的网络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参与了成熟的军事行动。在阿拉巴马州长大的奥马尔·沙菲克·哈马米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曾经惹人喜爱的高中生后来成为索马里反政府武装的主要领导人。

里德和他的同事马克·埃克尔指出，由于利益、使命感和能力的不同，外表看起来吓人的“圣战”世界的内部是脆弱的。塔利班内部也同样脆弱，军事观察家们把塔利班武装分子分为两类，即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大塔利班”分子和主要受有限关切和金钱驱使的“小塔利班”分子。一项针对45个已经不再活动的恐怖组织进行的研究发现，真正被打败的恐怖组织只是少数，有26个恐怖组织是因为内讧而解散的。里德和埃克尔进一步指出，说“基地”组织控制着这些组织会产生误导，夸大了其指挥和协调能力。他们认为，“维基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方法和忠诚的自由和脆弱的传播）更好地描述了“圣战”运动的传播方式，这种方式让“圣战”运动无处不在，但同时也削弱了其效力。

无人机、简易爆炸装置、彻底武器化的网络空间、精确制导武器、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海盗、富有且装备精良的跨国犯罪网络及大量其他武装行为体改变了国际安全形势。未来，这一新形势还将不断变化，因此我们无法对其做出准确描绘，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型军事机构的权力将比过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