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渠道的增加意味着受援国是在与很多合作伙伴而不是少数垄断着援助并借机对别国政府施加影响的国家打交道。20世纪60年代，每个受援国平均享有12个援助渠道，而2001~2005年，这一数字几乎是60年代的3倍，达到了33个。在对外投资领域，经济权力的分散体现得更明显。联合果品公司曾经是“香蕉共和国”中美国利益的传送带，现在，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跨国公司的利益在不断扩展，已经超出自己国家的范围，有时甚至还成为对外政策的代理人。随着全球市场的扩张，外包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企业并购潮的出现和个人巨额投资的兴起，跨国公司已经日益脱离母国的对外政策轨道，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其控制。举例来说，全球最大的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集团的总部设在欧洲，其股票在6个国家的证券交易所发行，其最大的股东是印度的一名亿万富翁，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在它身上还有什么国家利益可言？

事实上，近些年来，还是有国家通过海外投资扩大了自身利益，它们便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这些国家的公司活跃在国际投资领域，尤其是农业、自然资源、建筑和通信领域。例如，巴西石油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活跃在石油领域，马来西亚森那美集团活跃在橡胶领域，墨西哥西麦斯公司活跃在水泥领域，墨西哥宾堡集团活跃在食品领域，南非移动和印度巴帝电信活跃在移动电话服务领域。像这些公司一样参与南南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司还有很多，它们背后是日益强大的投资促进机构、进出口银行和政治风险保险机构的支持。据估计，现在有2万家跨国公司将总部设在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在全球对外投资中仍占少数，但也从1991年时仅有的120亿美元猛增至2011年时的3 840亿美元，这其中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比例也在增长。2008年，全球超过40%的并购是由新兴市场投资者完成的，其在管理、人员和品牌能见度等方面的保证，成功打消了过去人们一直持有的“对外投资是富裕国家的政治工具”的观点。

当然，在需求最多而援助竞争最小的领域，经济外交仍然最有可能造成政治影响。近些年来，石油储量大但政治不稳定的非洲成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必争之地。过去10年，中国在非洲修建公路、医院和其他基础设施，影响力逐步提高。此外，由于西方国家资金援助的政策及管理条件烦琐，中国以远远高于西方公司的出价购买到了石油特许权，迅速将项目揽入囊中。在中国最近赠予非洲的“礼物”中，向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总部提供的2亿美元的支持备受瞩目。中国不仅慷慨，还全力维护受援国的主权，不涉足受援国当地的政治动乱及反抗，因此赢得了非洲政界精英们的信任，对法国和美国的公司机构构成了有力竞争。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与日俱增，但它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印度、南美和阿拉伯国家）扩大投资时，也面临着权力衰退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