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转型给美国经济注入了某种隐蔽的、有巧妙说法的社团主义。现代资本主义被捆住了手脚。（医疗和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限制领域。）美国现有的制度没有墨索里尼或俾斯麦的制度那么原始和露骨，但它们的政治本质是相似的：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制造出与市场经济抗衡的并行经济，并成为另外一种风险根源，严重威胁到创新。社团主义的管理型政府承担了各种责任，从中产阶级的收入到大企业的利润，再到产业发展方向。社团主义者认为，他们期盼的所有目标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实现。

那些曾经是现代资本主义表率的国家近期的经济表现堪称灾难性的，然而这并不能归咎于运转良好的现代资本主义（甚至缺乏监管的运转粗糙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缺陷，而是新社团主义的恶果：

这种新社团主义扼杀了经济活力，不利于培养敬业态度、加快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机遇和包容性。新社团主义保护那些缺乏生产力却有背景的企业，排挤有活力的新企业和局外人；追求消费、社会保险、救助等目标，不重视培养敬业、创造和探索的生活态度。今天，航空公司、汽车制造商、农业公司、传媒公司、投资银行以及很多其他产业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极其重要的部门，其命运不受自由市场主宰，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获得了政府援助。

社团主义的成本无处不在：破旧的企业尽管已不能满足客户需求，仍然可以存活下来；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经济僵化；缺乏敬业态度和工作热情；年轻人缺乏发展机遇；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导致自身破产；财富越来越严重地集中到少数能够在社团主义交易中占据有利位置的关系人士手里。

悲剧的是，这种模式的经济制度在世界某些地区（尤其是北非）被普遍称为“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要归私人所有。然而，这种制度实际上是被政治权力集团（政府领导人以及通常由同一精英群体产生的政府扶持企业的领导者组成的联盟）所主宰，而不是由私人资本（即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进行残酷竞争的、纯粹追求利润的资本）说了算。讽刺的是，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这种社团主义制度的辩护者和受益者竟然指责说，最近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是因为“不谨慎”和“缺乏监管”，并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更多的监管审查，也就是说更强烈的社团主义。

在所有关于政府和社会（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广泛联结渠道的数据中，没有明显证据显示企业、银行和个人在多大程度上是这种制度的推动者，政治家们又发挥了多大的推力。在2012年的一部纪录片《抢劫：谁偷走了美国梦？》（Heist: Who Stole the American Dream?）里，企业和银行被视为同一类型的煽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