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由年轻的统计学家们提出的抽样调查所得出的结果，经过随后十几年的慎重检验，发现其准确程度令人震惊。从1940年将这一调查制度化至今，美国政府已经将利用随机抽样调查作为各种政策方针讨论的基础。

假设前一种方案的全面调查方式能够得到失业者的支持，那么就要对大概超过1 000万人以上的登记卡进行收集和整理，与之相比，对占总人口数的0.5%的人（约60万~70万人）的调查结果进行收集和整理，两者谁更节约、更高效呢？毫无疑问一定是后者吧。

后来，美国率先摆脱了大萧条的局面，这究竟是否应该归功于罗斯福与年轻统计学家们的新政，在经济学家中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但不管怎样，由新政主导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建设开始后，失业率开始下降的事实已经被统计学家们所设计的调查的数据所证实。

能够在当时有限的财政预算之内，准确地计算出失业率实际下降了多少，可以说完全是当时那些优秀的统计学家们的功劳。

后来，这些统计学家们又对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工业统计进行了调查，并且针对这些反映一国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设计了利用样本进行的定期调查。如果没有统计学家的贡献，后世的经济学家们关于“面对经济萧条的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讨论就会缺乏重要的数据基础，那么一切或许都会变成“纸上谈兵”。

如果日本难以摆脱“第二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话，不妨也积极地雇用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力量。

我经常从现代的一些人口中听到“抽样调查的结果根本没有可信度”这样的话，似乎日本的行政部门所掌握的统计能力与80年前的美国相比，没有一丁点儿的进步。

当然，抽样调查的准确率确实比全面调查要低，但问题在于究竟低多少，以及准确率较低的结果对实际判断和应该采取的行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反过来说，对判断和行动不会产生影响的准确率是毫无意义的，为了这些毫无意义的准确率所花费的成本都是一种浪费。

当面对难以处理的庞大数据之时，适当地进行抽样调查可以大幅减少为了获取必要信息所花费的成本，这一点不管在80年前还是现在都是一样的。可即便如此，那些热衷于大数据的商人们还是不断地提倡对大数据原原本本地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