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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二的家离我家不远，可以说是一片儿的，这一片儿是多大我也说不清，你要想搞清楚，可以上派出所，那儿有警察就管这一片儿，我们都叫他们片儿警。从学校出来，沿着新华街走到护城河向左拐，过桥，穿过大马路就到了竖中街街口。傻二的家就在竖中街一号。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也就住了四户人家，院子挺破的，说不上是什么四合院，应该叫三合院吧，因为临街的那面没有房，是一堵墙和街门，墙皮都没有了，露出一块块半大的砖头来，我还仔细数过，看有没有整块的，把结果告诉傻二，他就笑话我说真是老土，这叫齐不齐一把泥，除了有钱人家，北京的墙头都是这样垒的。

整个院子最显眼的就是当中一棵两个人都抱不过来的大菜椿树，傻二说菜椿树叶子可以吃，他家就吃过。傻二家的后山墙临大街，只有两间房，是南房，可在后山墙上又开了两扇窗，所以又可以叫北房了。靠着他家院子的西墙根搭了两个棚子，一个是他家的厨房，另一个是鸽子棚，里面有几只鸽子咕咕叫着踱来踱去。

傻二家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说是他妈妈的功劳。他妈妈是个干净利落的人，身体不好，在家里待着没有出去工作，我们管这叫家庭妇女。家庭妇女并不是没人管，管她的地方叫街道居民委员会，简称居委会。居委会究竟做什么我不清楚，因为没在那里干过，也没被它管过，可我知道它隔三岔五地吆喝着傻二妈妈听个报告开个会什么的。傻二挺得意地告诉我说，他妈妈还在街道居委会里投票选过国家主席呢！我傻乎乎地问他妈妈投了谁一票，他说投的是刘少奇。真的是刘少奇吗？我问。他说当然。他还说他妈妈不认字，也不认识刘少奇，还是街道主任替她投的。我爸爸妈妈就没跟我说过他们投票的事，可能他们都是在单位选举。所以我那时一直认为刘少奇能当主席就是因为街道主任帮傻二妈妈投的那一票。可是后来看到街道主任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时，我就想，投票选举他的是你，贴大字报打倒他的也是你，这不是两面派吗，人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呀？不过那时候不要脸的人太多了，数都数不清，我这个小孩子当然也没话说了，只是担心自己长大会不会也变成不要脸的人。

我和傻二同桌后，就和他走同一条路了。我家还要往胡同里走个十分钟，到一条小一点儿的胡同。我家没人归居委会管，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有工作，管他们的地方叫单位。不过，这话也不全对，那时候每月发粮票油票还是要到居委会领，单位只管你干活发工资，所以我们有双重领导。我和傻二也算是街坊了吧，每天上学下学都在一起，一般都是早晨我上学路过他家叫上他，晚上放学回家在他家门口分手，这样，不多时候我们就成了哥们儿。因为住得近，老师就指定我们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傻二最高兴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学习小组的，因为他的作业都是我完成的，当然傻二不承认这一点，这不是我的字吗，怎么是你完成的，傻二这么说。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我先做，然后他再抄一下。不过，傻二还是挺够意思的，他知道如果抄的一模一样，老师就会怀疑他作弊，所以每次他总是故意抄错一两道题。有时候还要省略几个步骤，让老师批上几个字，怎么来的？或者，写详细点！只是有一次，他抄完后，干脆用橡皮把我的一道题的答案擦掉，改成错误的答案，等老师判完作业后，我拿着作业本去找他，他打躬作揖地说，你也不能每次全对，哥们儿我每次都有错，这回也让我全对一次，咱们匀匀嘛。你看他就是这样赖皮。可我为什么和他这样的人成了哥们儿，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们是同桌？虽然我的功课从小学起就一直拔尖儿，而傻二是有名的蹲班大将，又比我大三岁，那时候他还比我高一头，和他一起在路上走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爸有功夫。只是后来我去农村啃了几年窝窝头，窜出了个大高个儿，而他留在城里大米白面地吃成了个小个子。这好像还是解释不了我们怎么就成了哥们儿。现在想了想，我好像有点儿明白了当时为什么和傻二能成哥们儿。那年头大部分人家最缺的就是吃的，城里人靠粮票活着，每人都有定量，不够吃您就得把脖子扎起来。那时，不仅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就连买顶帽子都要工业券，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粮票，因为那是命。其他的，凑合凑合也就过去了。比如我妹妹就总是穿我穿剩下的衣服，所以她总是说她要是我姐就好了，因为她就可以穿新衣服了。我家四口人，老爸在体委工作，算个干部，每月定量是三十一斤半，我一直就没弄明白，为什么不是三十一斤，也不是三十二斤，而是三十一斤加半斤，这半斤是如何算出来的，只有鬼知道。不过那时都这样，不管你的饭量大小，什么都是一刀切，吃不吃得饱不是由吃饭人的肚子说了算，是由确定人们定量的家伙们的脑袋说了算。当然，我们能有这些粮票还是挺满意的，因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他们吃不饱穿不暖，可能连粮票都没有，或者有也不如我们的多。我妈是我们家最有学问的了，她曾经给我解释过，说我爸的定量本来是三十一斤，那半斤是奖励我爸跺脚用的。要是老爸成天坐办公室读读报喝喝茶耍耍嘴皮子不动弹倒也够了，可他每天还要到公园里去跺脚，这是我妈说的。我爸说正规的术语叫震脚，那是他那门子功夫特有的动作，所以除了费鞋底子，我家粮食也差了点儿。我七八岁时也跟我爸到公园里跺过一阵子脚，我爸说这是我家的祖传功夫，不能到我这里断了代，可架不住跺脚以后我的饭量大增，每次吃饭总和我爸争个儿大眼儿小的窝头吃，最后我爸叹口气说，算了，断代就断代，总比饿肚子强，于是我就不用跟他早起跺脚了，只是在我吃饱肚子后，让我跺两下消消食。傻二家就是不缺吃的，我在他家吃过烧饼、油条，好多好吃的，我都记不清了。傻二老说我没良心，吃了他家那么多好东西都不记得了。你再回忆回忆还有什么，是不是有烤鸭？他总是这样提醒我，可我绞尽脑汁也就能想起那么几种，不记得在他家吃过烤鸭。那就是吃过炸鸡，或者烤鸡，要不就是烧鸡，傻二特自信，扳着手指头数鸡的做法，可我还是记不得。他家的烧饼油条都是卖剩下拿回家来的，这我倒是记得很清楚。他爸特拿手的一道菜就是烩油条，就是把卖剩下的油条切成寸长的段，加水煮，然后勾芡。我在他家最经常吃的是烤白薯，提起这个，傻二特自豪，他逮谁都说，你瞧小博那大个，都是吃我家烤白薯吃的。我经常在傻二家蹭吃蹭喝，所以每天早晨我妈给我吃早饭的那二两粮票一毛钱，我都能省下来给我爸，这样我爸就能吃得饱点儿，也给我家省了不少粮票，当然他的鞋底子也磨得更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