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发表就任代总统的文告说：蒋介石“轸望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

根据当时南京发表的官样文章来看，蒋介石之所以下野，乃是为了“弭战消兵”；而李宗仁之上台，亦为“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但实际上蒋的“引退”，并非出于本心，而是形势所迫，董显光承命所著的《蒋总统传》就毫不隐讳地说：蒋“如再坚持，广西军队将采取军事措施，它将退出武汉地区，让长江一线开放给‘中共军’。蒋总统认为设有此举，将使整个局势不可收拾，遂决意自己引退，给予广西派一个自己试验的机会”。（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五一一页。）

在这里，蒋介石还翻了一笔旧账，说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初，蒋介石在徐州为孙传芳、张宗昌打败退回南京，那时雄视中原的冯玉祥，忽然打电报给南京的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主张宁汉合作，“建议宁汉双方中委在开封举行会议”。蒋以兵败，不欲以低姿态参加开封会议，对冯电迟迟不复，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三人则以为不宜辜负冯的好意，并主张宁汉应当合作，遂于八月八日由李宗仁带头电冯玉祥云：“对今后党派，只有整个之善后，并无两派之争执，关于促进党内团结，似以召开四中全会为宜。”蒋虽签名其中，但名列第四，蒋那时误会李宗仁存心迫他下台，遂于八月十二日由南京去上海，发出通电下野。结果五个月后，蒋又在四中全会上海预备会议中被推复职，有过此次经验，蒋认为历史将会重演。

正因为这样，所以蒋家官书承认蒋此次下野系暂时引退。“所谓暂行引退，并不是说蒋总统已放弃其总统职位。中国宪法并无关于总统辞职的规定。蒋总统把职权交与副总统代理，系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中‘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一段之规定，并根据此一段之规定颁发文告，请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他的引退，既不是辞职，亦非长久退职。他仍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五一三页。）最后一句，意即暗示“以党控政”。这样，李宗仁的政策措施，依照惯例，就必须经由国民党中央常会审议，然后方可付诸实施。蒋“引退”以后，仍在他的家乡奉化溪口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中央军”。当时蒋的“中央军”仍然大于白崇禧所指挥的广西部队，而南京这一政治中心且直接在汤恩伯控制之下，情况如此，李宗仁自难握有指挥整个南京政府的统一权力。

一、府院分裂

李宗仁上台以后，为重启和谈于一月二十二日电邀李济深、章伯均、张东荪（1886—1973，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1921年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8年曾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动。卷入“美国特务案”，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1973年6月2日逝世于北京“秦城”监狱。）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同时指示行政院，作出决议：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1896—1979，曾任国民党内政部部长。1949年国共和谈时，被委派为国民党代表，因其系“CC派”主战分子，被中国共产党拒绝。南京解放时，彭昭贤随国民党去台湾。）为和谈代表，等候共方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此外又派邵力子、甘介侯（1896—1984，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12月，被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李宗仁出任代总统，甘介侯作为总统私人代表赴美，接洽李宗仁和杜鲁门晤面。后留美任新泽西州大学教授多年。）先后去上海，分别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1877—1950，曾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上海解放后，主持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及中苏友好协会筹备等工作。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黄炎培、罗隆基、张澜（1872—1955，曾留学日本，1911年领导四川保路运动。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自1941年黄炎培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直至逝世止。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民主人士，请他们为促成和谈有所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