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治生态，梁启超尝痛切言之：“请诸君别要忘记：我们这十年内社会的进步，乃是从极黑暗、极混乱的政治状态底下，勉强挣扎得来。人家的政治，是用来发育社会；我们的政治，是用来摧残社会。老实说一句，十年来中华民国的人民，只算是国家的孤臣孽子。他们在这种境遇之下，还挣得上今日的田地，倘使政治稍为清明几分，他的进步还可限量吗？”（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1921年10月10日 讲于天津）他把周朝的革命，即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来比配辛亥革命。

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接受。这并不是争什么面子问题，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晚明遗老像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的观念传给了后辈，未尝断绝。

辛亥革命，就是要打击专制政治，要追求“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这是国人两千年来的公共信条。事实上能达到什么程度，虽然各时代各有不同，至于这种信条，在国民心目中却是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梁先生对辛亥革命的定位是： 当光绪、宣统年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不算革命党。但主义虽算不同，手段却又小有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像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

武昌起义在多处引爆，波澜迭起，但整个广义的辛亥革命时期，最绚亮的莫过于定点清除者奋起抗暴。从他们身上，我们清晰地看到未来的自由中国的一线曙光。

历时十余年的定点清除，它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核心部分。武昌起义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定点清除的基础上的推导和推倒。定点清除的效果，较之武昌起义的拖泥带水，民众死伤，不可同日而语。

定点清除，就是牺牲一己的政治暗杀，谭嗣同说“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为变法不惜挺身犯难，甘冒杀身灭族之祸，他是近代变法流血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