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扮演社会大变革的缺席者，甚至可以说是反对者角色的某些精英们，这时才大梦初醒：他们的保守思想与劳苦大众的激进求变心态已经形成巨大的鸿沟。

由于缺少政治体制的改革，缺少监督制衡的机制，社会财富的分配极不公正。劳动大众渴望正义、要求清算特权阶层的心理越来越强。没有机会时，他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政治冷漠；然而，一旦机会来临，清算的心态总体爆发，犹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

戊戌变法失败后，立宪派掀起了立宪运动，希望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而以中山先生为首的会党革命者则主张推翻清廷。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致力于运动会党、新军起义。显然，立宪派的知识分子们，永远是历史的配角。普通知识分子手中无权怎么实施改革？顶多可以做改良的呼吁者而已；反之，革命却是老百姓可以做的，确切一点说，是公民的一种天赋人权。当执政者阻断改革时，剩下唯一推动社会前进的途径，就是人民的革命。

《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加紧操纵中国的政、经命脉，清廷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庚子之变的次年（1901），陆续推行新政，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新政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练兵，这是清廷苟延残喘的一剂强心针，说不上多大历史意义。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税、抢米、反洋教等斗争也急剧高涨。

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组成了皇族内阁，大权集于皇亲贵戚之手，明摆着昭示立宪派的努力化为泡影，立宪派内部随之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向革命派靠拢。此后，为抗议清廷借“铁路干线国有”之名向列强出卖铁路权益，西南又掀起了保路运动。各省闻风而动，清廷从湖北调兵前往四川弹压，湖北方面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皇族内阁和强制推行铁路国有化，这两项行动，均发生于1911年5月，姑且不论这两项行动之动机善恶与否，其客观效果则显然一无是处，深化了满汉矛盾，扩大了央地分歧，激发了官民冲突，纯属作茧自缚、引火烧身，可谓一竿子打翻了满船人。

武昌，爆发了一场比广州起义发动得更仓促、领导得更薄弱、组织得更混乱的军事起义，可就是这样一场小规模的新军起义，却瞬间撬动帝国全局，立时各省骚动，群起效尤，局势变得不可收拾。泱泱大清国摇摇欲坠，终至全面瘫痪、土崩瓦解。离它轻易挫败黄花岗起义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国内攻守之势已幡然大变，各省官情民情竟判若云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