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惠州起义业已发动，而广州方面以军火未到，只得再行延期，而惠州声势危紧，亟待响应，故临时改变宗旨，谋炸两广总督府，期达刺杀当时总督德寿的目的。遂就近购民房一座，在督署花园后。而德寿卧室，即在花园东侧。方法是以一暗杀小组挖掘地道，为期十余日，乃成。地道直通花园左侧，炸药约200磅，塞铁桶内，引线外露，梢端接一盘香，点燃后从容出走，在一条河心小船上静候，未见爆炸，史坚如烈士乃折回检查，果然发现盘香断灭。重新检视后天已渐明，不得出，乃于地道中静俟一天。次日晚，又点燃盘香，不久，一声巨响，花园围墙大片轰塌，史烈士出走不及被逮，德寿从床上震动滚落下地，却未致命，仅受惊吓而已。一击不中，遗恨千古！烈士入狱后，以狱卒汪老叟是他妹妹奶妈的丈夫，得以将三封遗书（《致小妹》）辗转带出，给后人一个理解这桩事件历史意义的绝好机会。

这三封详述他自己经历及政见的遗书，在他思想出发点映照下，已透露出对现实痼疾最直接的治本办法。其文章在感情上更是悲壮伤悼，催人泪下。事情过去已整整一个世纪，以绝难一见，不妨就其关键处稍作引述，以见其万古不变，气贯虹霓的心志—“憬然，我的妹妹：快要和你分别了，你不要灰心，革命党的字典中，找不出灰心两字。七岁那年，父亲死了，那时你只三岁。我幼年时，体格不强，时时生病，母亲抚育我们三个孤儿，辛苦万分，你该安慰她老人家……方先生是一位举人，教我攻读历史和兵法，方孝廉要我学作八股文，我又不想做官，我何必学八股文呢？……我十六岁那年，已看了许多新思想的书籍，我对于政治的见解，反对专制。我以为民主政治是天下公理，专制政体，一定不能治国，要治也不能治好。中国的专制政体，譬如几千年一所破屋，屋内屋外，都已败坏得不可收拾，要住新屋，非把破屋拆去重建不可，要想用一些水泥石灰，把旧屋修理，一辈子也修不好！……”

“前年戊戌政变，当时我和你说过，那拉后这老妇该杀！已决定推翻清廷，想和江湖豪客接近，一则没有钱，二则觉得他们的行为靠不住，后来广州设立格致书院，我便进去试读，开始物色同志。同学中觉悟青年也不少，课余我们谈孙文先生的革命主张……孙先生慈祥如慈母，威严似严师，他诚恳不倦地把中国的现势和国际间的情形，详细地分析给我听……我又认识了许多前进的同志，他们很看重我。其实我有自知之明，我什么都不及他们……狗官裴景福想骗我口供，每次审讯，他都一团和气，我只一口咬定我是主谋。‘好！你这贱东西，不上大刑谅你不招，来！上刑！’狗官一声吩咐，立刻走过八个衙役，把我上衣扯去。一个揿住我的颈项，另外三人从炭炉中钳出几个烧红的铜钱，一个一个放在我的背上，皮肉嗞嗞地响，青烟直冒……‘我招了，我只有一个同志’我说。‘那一位？说！’‘裴景福’，我苦笑一声，说。‘混蛋，来，再上大刑。’事已如此，一死而已。杀身成仁，我难道还怕死吗？不怕……又要提审了。这次大约不能再活了。妹妹，我们永别了！你要记住二哥的话，只要我们努力，革命总会成功，妹妹！和你来生再见吧，你不许哭呀！”（原载《中华民国名人传》，第一卷，1937年北平文化学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