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间，日军的炮弹落在我家院子里

日军攻下九龙后，朝香港炮击就更频繁更猛烈了。开炮时，我就停止接水，回家和全家一起，挤坐在底层的楼梯下面，说是这里最安全。炮弹带着尖锐的呼啸声，接着就是沉闷地一炸，能感觉到地下一震。若是啸声低粗，爆炸声就会很大，表示弹落不远。开战后，窗玻璃上都贴了防震的纸条，没想到上过栓的大门会在剧烈的震动中猛地来回扇动，都可以看见外面的院子。兵荒马乱，没了大门可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赶紧搬来椅子顶上。后来还灌了两麻袋沙石挤住门下，上面再用大杠子撑牢，门才免了被震掉之虞。躲炮时没人说话，说也听不见，大家都在默默地用身和心感受炮弹的威力。可是天天如此，人慢慢也就麻木了。

那天中午，大家围在桌前吃饭，忽然一声巨响，天也黑了，还有暴雨似的哗哗声。妈妈一跃而起奔去开楼梯间的门。门开了，天也亮了，声音也没了。大家正惊愣着，袁妈跑到饭厅来，看见大小都完好无损，才哆嗦着嘴唇说是炮弹掉院子里了。大家跑到旁边一看，那空闲地基边上有一堆土，满院子都是石头泥块，还有黑的弹片，方才一黑原来是土块迸射遮的。大家都连声说“好险”“万幸”。袁妈说她正在窗前念经，看见一个大黑球过来削断了一排棕榈树，改了方向顺着那小坡滚下，院子火光一闪，轰的一下，把她震得退了几步，这都是天主保佑的。妈妈倒没说感谢天主，只说若是掉到房上，正好大家在一块儿，都炸死也就算了，要是炸残废了，或者剩下几个，就难活了。当天下午，她就到胡惠德医院去租了一间从上往下数第三层的小病房——开战后，病人差不多都走光了，空房间多得很。这样，大家不用再挤在楼梯下，打炮时就去小房间的床上“排排坐”，晚上不打炮就回家睡觉。

胡惠德医生的家就在医院旁边，他家也到医院里避弹。胡医生的小儿子比我小一点儿。他带着我们兄妹在医院里玩，从顶楼跑到底层，再从另一边楼梯跑上去。医院楼层多，过道拐来拐去，我们在里面捉迷藏就像入了迷魂阵，开心之至，以前对医院的紧张感全烟消云散了。

有一个傍晚，我和哥哥在医院门厅玩，看见有汽车开过。本来这条路是不准走汽车的，我们便到路边去看，一下看见了我学校的秘书、英国人白伦斯女士，开着一辆货车往坡下走。我们离开学校好些日子了，看到老师特别高兴，不由得欢呼雀跃。老师也看见我们，笑着跟我们招手，慢慢地开了过去。我目送着，当车的尾部展现在我的眼前时，我就像胸口挨了致人眩晕的一击——后面是两条被齐齐炸断的腿！人躺在车厢里看不见，这两个截面，白的骨头，红的肉，太吓人了。我的感官和心灵都还没有承受过这么大的刺激，也没有这种准备。我忍着哭，好像也不是要哭，胸口压着，呼吸都困难起来。一连好些日子，这可怕的画面老在我眼前，觉也睡不好，吃也没胃口。炮弹掉在院子里只是惊了一下，随后就庆幸开心起来，而这两条断腿的印象竟纠缠了我数十年。

有一天，我家那只黑白花的小狗多利像往常一样被放出去撒欢，可到傍晚还没有回来。哥哥扒在窗前盯着院子大门，呜呜地哭得怪可怜。我也喜欢多利，可我不抱什么希望，它肯定是被人捉去吃了。炮火连天，人还死呢，何况狗乎！这大概是哥哥在战争中最伤心的事了。

开战十几天了，日本的炮越打越近，弹丸之地的香港岛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一天在饭桌上，陈八叔说：“日本人来了，我就当顺民。”哥哥忽地一下拍案而起，直瞪着眼睛冲他大喊：“你这是想当亡国奴，没准儿还要当汉奸呢！”在我家，冲长辈大声嚷嚷属于“没样子”，是绝对不许可的。陈八叔反倒哈哈大笑说：“看把小苓气得，真是爱国！”也不知他是表扬我哥哥，还是在揶揄他。袁妈把哥哥拽走算完事。可是日本人来后，“亡国奴”就不是谁想当或不想当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