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说，欢迎国民党军政人员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生活。政府当在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安排。说到这里，总理还详细列举了翁文灏、卫立煌、王普涵先生等回到祖国后得到亲切照顾和关怀的事例以为证明。

周总理说，李宗仁先生在去年八月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搞“两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国人和平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具体表现，值得我们赞赏。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到祖国看看。

总理这一席话，语重心长，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最殷切、最诚恳的态度。我回到海外以后，就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传达了周总理这一次谈话的精神，并把北京之行的经过汇报给了李宗仁先生。

一九五六年十月，周总理派一个负责同志到海外来看我，问我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同时向我传达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使我又一次深深感受到总理对我的关心。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中，周总理要我回到北京，听候接见。那时正值人大二届四次会议开会，首都冠盖云集。十五日深夜，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我。在听取我的汇报后，周总理要我去欧洲同李宗仁先生谈谈，转达“四可”的基本精神。我注意到：总理在整天紧张工作之后，还是那么神采奕奕，毫无倦容。关于他要我转达的意见，要我一再复诵，不求其详。

周总理所指示的“四可”，就是李宗仁先生可以回到祖国定居；可以回来后再去美国；可以回来后再去欧洲；如果在外边住不惯，还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这四大自由，对凡是回国观光、访问、探亲、访友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一律适用。临别之际，总理一直把我送到汽车旁，殷殷嘱咐。他说 ：“我很忙，明天不能给你送行了。”关怀之切，令人感动。

三

那次离京后，我又飞抵欧洲，向李宗仁先生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李先生对党中央、周总理对他如此深切的关注表示由衷的感谢。一九六五年，我陪同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终于从欧洲乘飞机回到祖国的怀抱。七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我们飞抵上海，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李先生，把我们接到锦江饭店，周总理住在对面的文化俱乐部。当时，罗青长副秘书长告诉我，周总理为李宗仁先生的安全担心，昨夜整整守了一夜，直到早晨七点，总理接到电报，知道李先生乘坐的飞机飞入国境，才放心上床睡觉。我听了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