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者除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外，还有当地代表黄金庆、吴世荣，怡葆、芙蓉等，各地同盟会代表李孝章、邓泽如等。会上，孙中山针对大家的消沉情绪，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其进行一再鼓励，并说：“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于是，大家精神复振，一致同意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鉴于以往历次起义失败之教训，会议决定：先选500（后增至800人）名革命党人为先锋，担任发难之责，领导新军响应。计划占领广州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统率一军趋向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进行北伐，直捣清廷。为了保证起义的胜利，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方面派人在国内从事组织和联络，一方面派人去筹款，在日本、越南、香港等处购买军械。可谓“倾全力为最后之奋斗”。结果仍归于失败，而且是历次起义中失败最惨烈的一次，因为牺牲了大量同盟会的骨干力量，同盟会精英人物。孙中山评述道：“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总计此次起义，被捕后就义者29人，其他战死者无法知道确数，殓收牺牲的革命党人遗体72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了纪念他们，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关于黄花岗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后来孙中山曾指出：“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黄花岗起义失败半年后，武昌起义胜利的号角就吹响了。

以上的一系列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党人缺乏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没有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仅仅依靠会党和新军，且在战略上采取速决战，而速决战必然导致战术上的消耗战。革命派的武装起义往往将主力组成敢死队，对敌人的重点目标进行突然袭击，即使受挫也不回头，结果常常主攻失利，全局皆输。孙中山的“十次革命”从第一次广州起义，直到最后一次的黄花岗之役，毫无例外地都采取了拼消耗的战术。毋庸置疑，革命派这种急于拯民水火、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后人钦佩，但作为战略构想，尤其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却是脱离客观实际的。当时，清王朝虽说已经腐朽透顶，行将就木，但相较革命派而言仍居于优势地位。清政府不仅控制着全国政权，面对全国发号施令，可以从各地调兵遣将，补充给养，而且有一支庞大的正规军。据统计，辛亥革命前清军总兵力达一百万零三千八百六十七人，其中装备精良、驻守要地的新军就达二十六万六千人以上。尽管，由于革命派的努力宣传，新军虽有一部分倒向了革命派，但效忠清王朝的仍占大多数。对比之下，革命派的武装力量就显得极其弱小了。不容否认，在军事指挥、政治组织和威望方面，清政府较之革命派是大为有利的。而革命派的领袖们企图通过几次小规模的起义，就摧毁清王朝的军事和政治制度，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未免过于天真。

但失败是成功之母，以上起义的失败，则为后来武昌起义的胜利奠下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