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掀起暗杀风潮

革命党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还展开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

暗杀风潮的出现，在当时并非偶然，是当时革命派军事冒险和悲观情绪相辅相成的结果。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革命党人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同时，也把外国革命中使用过的个人恐怖主义的暗杀手段学过来了——主要是俄国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宣扬的极端个人主义。中国历史上本来就不乏关于刺客的美谈。于是，他们把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暗杀活动与中国古代的刺客游侠行为联系起来，糅合中西，形成暗杀风潮。严昌洪先生曾指出：“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革命党人不能正确认识阶级斗争的本质，不能正确把握斗争的方式。他们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只看到它的表面现象和外部联系，而不可能认清它的本质和规律。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使中国贫弱落后的是满族清王朝，阻碍社会进化的只是一两个反对头目，因此他们以为推翻了满洲贵族的统治，宰掉一两个大人物，汉族就解放了，人民就觉醒了，社会就进化了，革命就成功了。”（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1981年。）所以这促使暗杀风潮的出现，分析得有理有据，可谓一语中的。

正是由于革命派有这样的思想认识，于是就大加宣传暗杀思想，以用暗杀的手段取得革命的成功。其主要思想认识有以下几条：1. 他们认为暗杀是“排满”、“革命”的方法之一。蔡元培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军国民教育会决定用三种方法进行革命：鼓吹、起义和暗杀。吴樾亦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宋教仁也认为革命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二：一为暴动，一为暗杀。2. 他们认为暗杀具有必要性。他们看到革命的困难：革命断非一次就可以成功的，非得群策群力不能奏效，而当时人民尚未觉醒，人心不齐，要使人民觉醒，进行革命，莫若行此暗杀主义。3. 他们认为暗杀有许多好处。第一，容易成功；第二，名誉光荣；第三，可以保人类的幸福，促进社会的进化；第四，可以使下等社会人民觉醒；第五，可以引起大规模革命。4. 他们认为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是武装起义的辅助手段。正是基于以上之认识，革命派极力组织暗杀团体，积极从事暗杀活动。于是暗杀团体应运而生。如军国民教育会、北方暗杀团、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支那暗杀团、成记洋货店等。这些暗杀团都是作为革命团体的下属组织建立起来的，它们的一系列暗杀活动，都是为该革命团体政治上或军事上的需要服务的。整个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据统计，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署理两广总督德寿算起，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止，大概不下五十来起。

关于暗杀的评价，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有人认为暗杀的消极作用很大。方志钦就说：“辛亥革命时期，暗杀之风是很盛行的。诚然，暗杀作为一种配合武装起义或惩办一些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刽子手的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的震慑和扰乱敌人的作用，但这种手段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如果滥加使用，就会干扰革命斗争的大局，给革命带来不良的影响。有的人对革命事业失去信心，放弃艰苦的革命工作，企图用暗杀来逞一时之快，不顾大局。这种盲目的暗杀活动像无政府主义者、保皇党人所主张的暗杀，实质上没有多少区别，对革命事业不利。”（方志钦：《辛亥革命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也有人肯定暗杀的作用。“应该看到，辛亥革命时期暗杀风潮客观上对革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东南地区革命党人起初仅仅进行革命宣传和准备工作，几次暗杀的失败，逐渐认识到非武装革命无法推翻清政府，在从事暗杀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了武装起义。尤其应该看到，前仆后继的暗杀活动配合此起彼伏的武装起义，造成了大规模革命‘山雨欲来’、一触即发的客观环境。武昌起义实际上就是在这基础上获得全国迅速响应的。”当然，暗杀在当时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的一面，就现在看来，消极作用远远大于积极作用。

暗杀活动尽管曾经风靡一时，对清廷的统治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使一些顽固官僚因此而胆战心寒，惶惶不可终日。但它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主流仍是武装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