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由于清廷已经完全无力控制局势，所以依赖旧臣袁世凯。清廷为了表明立宪之决心，在袁世凯督师前线不久，就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赴北京接收职务。袁世凯赴京就任总理大臣一职后，清廷的大权基本上转移至袁世凯手中殆尽。前文已述，袁世凯没有在军事上与革命党进行纠缠，而是做出了与南方议和的姿态，南方由于袁世凯的军事高压，也欣然同意。当时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共同认识到南北议和成功的最大关节点是要么清帝退位问题，要么革命派同意君主立宪。但从南北谈判的过程来看，革命派决不让步，让步的只有清室了，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袁世凯自己也感到困难重重，并在处理此问题上略显犹豫和踌躇。

袁世凯出山之初就信誓旦旦，“凯衰病余生，何堪负重，然受恩高厚，利钝故不敢计，唯有竭尽心力，以图报称。”“至前敌军务，制胜不敢诩操胜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致有北犯之虑。”这让惊魂未定的清室感到一丝安慰。由于形势所迫，却要求清廷牺牲政权，态度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无论如何也难一时做到。

事实上，袁世凯也一直坚持以君主立宪为底线，在他看来“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之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而且还多次对驻华外国公使说“共和政体将给国家带来分裂和毁灭的双重结果”。“有限的君主制是唯一能保证维持国家统一的政体。”（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页。）为了实现君主立宪制度，还多次询问英日公使的意见，而且希望依靠外国干涉得到支持。总之，袁世凯认为当时共和并不适用于中国，适于中国的最佳政体只有君主立宪。

即便如此，可却经常受到来自清王室和舆论的压力，因为处此境地——南北和谈，他怎能让亲贵相信他呢？因为亲贵怀疑他还来不及呢！先前的信誓旦旦，现在却和革命和谈，诸亲贵当然很不满意，而袁世凯大权在握，他们无可奈何，但是也不能小看他们的政治能力，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破坏袁世凯所倡的南北和谈。这一时期的《申报》有大量报道，“载洵、载涛以袁世凯居心叵测相机行事，急募死党暗杀，如无效决以性命相争。”“满亲贵要求袁世凯拒绝民军议和条款，并逼勒立誓，袁大愤，几至冲突。”“连日毓朗、载洵、载涛、载振等四人屡逼载沣同见袁世凯，索阅关于议和问题之来往函电并询问意见，语颇强横，且谓复电须经阅过再发，袁不允，几起冲突。”“满亲贵载振、毓朗二人昨夜至迎宾馆，要求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主义。”“满亲贵因袁世凯赞成召集国会公决政体，为其阴谋推倒政府，故暗杀之机愈烈，袁将托言辞职逃去。”袁世凯因为满亲贵族欲与其为难，“决意辞绝共和总统之任”，但“忽向清廷辞职，未经邀准”。由此可见，袁世凯当时所面临的压力有多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