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议和中，撤销唐绍仪代表的资格原因就是与其先前宣布的以君主立宪为底线的宗旨相悖，结果使袁氏感到难堪。再说北方反唐呼声很高。有的说他“非议和也，馈献江山耳”，有的认为应该“召回议和唐、杨二全权，坐以通匪卖国罪，立斩西市”。还有的认为：“项城入京以来，其眼光所注专在外交及亲贵，故其布置亦唯对于此二者，着着进行，却未曾留意其部下之军队有反抗之举动，自初九日懿旨颁布后翌日，舒清阿即怂恿张怀芝通电各镇联名请战，而冯华甫既克汉阳，以不得进攻武昌成就其盖世之功为大恨，遂亦有意反对，鼓吹开战之说，于是一班资政院之顽固议员乘民选议员之散去，大举活动，开动演说、竭力主战，项城出于不意仓皇失措，不得不将唐少川代表撤销。”但也有的认为袁世凯此举似在“愚弄政府”。不管怎么说，北方反对向南方革命派妥协的势力还不小，化解这一部分力量还需要时间。

尽管撤销了唐绍仪，与南方的和谈并未停止，但是政治敏锐性极高的袁世凯，不会不对唐绍仪附从民军默认共和的举动作进一步思考，不会不对当时人们渴望和谈成功舆论漠然视之。其实，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向袁透露了这样的一种信息，即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在逐渐扩大，而且到了不重新审视不可的地步了。唐绍仪还向他透露：“与其坚执于前，毋宁养晦待时。”袁世凯不能不为其所动，自己也觉得有必要重新给自己定位了，但真是到了让清帝退位这一事上，袁世凯实难出口。

在中国，传统的忠君意识和纲常礼教，不能不对袁世凯起一点作用。而让清帝退位，袁就得冒“不忠、不仁、不义”的风险。况且，袁世凯和他的祖先几世都忠实地为清廷服务，至他这一辈，他是不愿被看做篡位的人，一个大逆不道的人，他更不愿意贻笑天下，并为天下人唾骂。袁世凯又多次表示过：“本人绝不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为天下后世所诟病。”（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当南北和谈出现挫折时，北方新军代表廖少游与南方的顾忠琛继续谈判，此间靳云鹏曾谒见袁世凯，“力陈大局利害，不能再起争端，况宫保一身，关系国家安危，尤宜附从民望。袁曰：某为大清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付托。靳曰：人心为大势潮流所趋，非共和不能维系群情，必致瓦解土崩，存亡莫卜，宫保负旋乾转坤之任，自当好恶同民。袁曰：南人希望共和则有之，北人恐未必然。靳曰：宫保误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南北程度，容有不齐，而其图谋幸福好安恶危则一也。袁曰：段军统之意若何。靳曰：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议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袁曰：军心胡一变至此，将置余于何地，若使余欺侮孤儿寡妇，为万世所唾骂，余不为也。靳曰：宫保为四万万人民代表，现在大局已危急万分，共和尚可图存，倘绝对主张君主，必致国亡种绝而后已，宫保试思保全中国为重？抑保全一姓为重乎？且民军倡言共和告成，皇室必加优待，正系两全之计。倘听其糜烂，外侮纷乘，国且沦亡，虽优待亦不可得，奴隶牛马，同听诸人，谁秉国钧，实阶之厉，宫保扪心自问，咎何可辞。袁曰：冯军统、张军统均极力主战，军队宗旨，断难一致。靳曰：宫保勿忧，某当凭三寸舌，以游说之，必令联为一气。言竟遂退”（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6-377页。）。袁世凯依然坚持不同意共和，对靳的进言逼急了，便说军队将领不同意，以搪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