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袁世凯到底不是一个民主共和主义者，所以对共和的理解不是很明确，甚至很不确切。这在后来与顾维钧的谈话中可见一斑，顾维钧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他（指袁世凯）问我共和的含义是什么。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我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他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获得自由，那就应该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他说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页。）其实袁世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对共和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共和国家的优越性体现在什么地方。这也许为以后历史发展的曲折埋下伏笔。

尽管如此，袁世凯不仅促使清帝尽快退位，而且还宣布赞成共和，即完成了革命派所开的条件，其实，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共和潮流之不可逆转。孙中山于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即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并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的咨文。15日，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十七省议员，每省一票，结果全体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样，袁世凯就取得了民国政府的最高领导职位，达到了其日夜企盼的理想。

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袁世凯根本没有话语权，称帝是其挥之不去的阴影，即使其所言是历史的真实反映，也必然被贴上狡诈的标签。而革命派一方的认知，不管正确与否，都可以当做论史的依据。其实，这不是历史研究者的正确立场，也有违价值中立的原则。袁世凯本人是如何看待他如何成为大总统的，确实很有意思，和我们传统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他说：“然中华民国国体之更新尚在约法未定以前，其缔造艰难得以至于今日者，固原於国民心理之所关，而实成于前清帝后之能让。溯自武昌首难月，唯辛亥中秋，其时本大总统激于救国救民之真诚，出而肩至艰之巨之重任，唯一宗旨以为，但能保前清皇室之尊荣，则国家不妨视为天下之公器，但能谋五大民族之乐利，则政治不妨改为民主共和，此本大总统于大清皇帝下诏退位之日，即披肝沥胆，以优待与宣布共和二事反复磋商，盖非徒效孤忠于故君，亦所以昭公信于民国，耿耿此心，我国民当能共谅。”（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47页。）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袁世凯首先强调的是“国民心理之所关”，其次“前清帝后之能让”，然后才言自己的努力和革命派的磋商。袁世凯所言是否符合事实，我们以后见之明观之，也很难认为他是错的。因为历史的结论也得考虑到历史人物本人是怎么认识的，不管这种认识正确与否，那是他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他的认识和解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然有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一点，袁世凯是如何成为临时大总统的，就会多多少少失去历史的真实性。其实，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复杂，那么历史研究就必须要充分考虑这种复杂性，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后来由于孙中山对袁世凯疑忌，相继提出建都南京，以及用《临时约法》束缚袁世凯的策略，但是袁世凯却以北方秩序尚未稳定为由拒绝南下，只是对《临时约法》尚无异辞。于是，为了顾全大局起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只得同意袁世凯的主张，在北京成立新政府。这样，新生的中华民国就进入了袁世凯的统治时期，也进入了南北统一的民主共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