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袁世凯还必须考虑列强的态度，并不是每一个帝国主义都赞成民主共和的，贸然宣布赞成共和，帝国主义会不会不干涉，袁世凯心里也没有把握。事实上，对于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包括美、法等共和制国家，开始皆不赞成。日本一度更是反对，它担心中国实行共和制度会刺激日本国内的共和运动，危及天皇的尊严和地位。倒是希望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日本政府认为：“日本与清国具有特殊利害关系。如清国实施共和制度，并进而由此引起更大的混乱，日本国不但在实质上将遭受甚大损害，而且在思想界亦必蒙受极大影响。”并对袁说：“不论英国政府态度如何，帝国政府绝不致中途改变方针”，“自必始终支持君主立宪，并援助其实现”。（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12-313页。）的确，“日本是袁世凯和他的下属的主要担心对象”（（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32页。）。尽管后来日本改变了态度，但不能因此就忽略他从中作梗的历史事实。实际上，神田正夫给莫理循的来函多少也说出了袁世凯的犹豫不决，在没有完全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他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所以袁世凯及其僚友一直以来都是坚持以君主立宪为底线，多个场合，多次宣称：“共和形式的政府至少在现阶段对中国不适合。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作为总统来领导全国的事业，而且人民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也非常低下。如果中国盲目地被共和制的华丽理论所迷惑，而不加考虑地采用它，其自然的结局是寡头政治的专制政府以及领袖之间的摩擦，并导致中华帝国的崩溃。”这就是袁世凯虽然剥夺清朝易如反掌，但仍然主张立宪君主制保留名义上的国家元首的基本原因。

清帝宣布共和后的布置 虽然清室宣布共和政体，也难保不会出现意外，袁氏还是担心有人打着勤王的招牌，反对共和。为保证民主共和政体正常实行，袁世凯又做了重大努力，并为此做了一番精心布置。

先是稳定官秩、军律。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连发数电，要求“现有内外大小文武各项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毋旷厥官，所有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照常办理，切实保管，不容稍懈”。对军队作出特别要求：“从前政体未定，革命党人为改良政治起见，多持激烈主义，以致地方不靖，各省官吏不免有捕拿党人之事，现已宣布共和，端赖组织政党，建设一切，嗣后各省及带兵官务饬所属，勿得再拿党人，其已拿者，均一律释放，至实系土匪扰害地方，既不得借党人为名，自应从严惩治，以维秩序。”

其次是稳定社会秩序。规定：“所有旧定之军纪警章，仍当继续施行，借以统一政权，保持秩序，倘有不逞之徒借端生事，扰乱治安者，定当按法惩治，以维大局，凡各级长官务当共申此恉，认真约束，勿得稍有疏懈，致干咎戾。”

最后，特别注重对各督抚历陈实情：共和是大势所趋，退位亦是朝廷所愿，希望他们不要妄加猜测，共图建设共和大业。他说：“世凯等复屡荷慈谕谆谆以保全宗庙、寝陵及安全，两宫相训勉，并谓万不可激成种族之惨祸，闻命惴憟懼莫能副，心力既竭计无复之，只得以国家为前提，以安上全下为目的，以多数舆论为从违，当奉懿旨与民军先商优礼皇室，暨待遇满蒙回藏等条件，此实朝廷两害取轻，万不得已之苦衷，果能双方同意和平解决，皇室既可永享尊荣为前代所未有，而满蒙回藏世爵各旗俸饷均可照旧，不致停废，以视决裂之后受祸不测者，其安危苦乐殆不可同年而语，磋商数四，朝廷比较厉害斟酌定议，遂有今日之局。诸公热心求治，伟略匡时，渴望和平，定征同意，惟於此中原委或尚恐未知其详用，敢略述奉达，伏乞亮鉴。”（《致各督抚电》，《临时公报》，通告，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此可见，袁氏着眼的仍是南北统一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