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票，赠言和温情

买回来的书已经不堪重负：书腰、护封、插页、条码、防盗磁条、作者的照片、书商的神秘标记……这些附加品惹得读者更加心痒难耐，觉得自己也该凑凑热闹。

当然，在动手之前，他会经历一番思想斗争，并且暗自觉得羞愧。反正我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找个地方留下自己的大名，这种行为暴露的鄙俗和小气，我完全能够领会。然而有时候，我还是克服了羞耻心，把名字偷偷签在封底的背面。这种无法抑制的占有欲根深蒂固，可以追溯到我学生时代遭受的心理挫折。那时候，课本用完是要留给新生的，无论谁都不可以在书上做标记。要辨认出我的书，得靠那枚双道蓝色花边的书签和翻折的书角。只有《拉加尔德和米夏尔教程》逃脱了隐姓埋名的命运，因为学校认为它将跟随我们终生。总之，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各种报复行动。

我有一个迂回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幼稚行为：给书盖上自制的印章。我用小刀在橡皮上刻，用回形针在王子街旧货店里淘来的肥皂石上刻。我的名字缩写是“AF”，和“法国行动”一样，所以就换成花体的“AFr”，但一定得用红、绿或者蓝色的墨水，以免和臭名昭著的纳粹党徽混淆。最近，我在一块“马拉牌”橡皮上刻了一根结着三个油橄榄的橄榄枝。深思熟虑之后，我决定把它送给多姆，他的儿子在埃罗省有三个油橄榄园，每年都能榨出上好的橄榄油。

为了帮我克服刻章的冲动，几年前的一个圣诞，奥利维埃用一块圆锥形梨木给我刻了一枚双面印章，图案是一本书，左边页面上有一个“A”，右边则是一个“F”。印章一面的图案很小（是给袖珍书准备的），另一面的图案大一些（可以盖在普通的书本上）。我知道，看到我充分利用这枚印章，奥利维埃一定和我一样快乐。我把印章轻轻摁进鲜红的日本印泥中，再对准编辑的名字，用尽全身力量狠狠压下去，无比痛快。可是如果印章盖反或者盖歪了，我又会后悔多此一举……算了，这样也好看，有喜剧效果。

有时，我也梦想拥有一张标有年份的真正的藏书票，但那似乎过于郑重，有点儿自命不凡了。当然，如果奥利维埃或者帕斯卡尔为我量身定制一枚千禧年藏书票，我一定会勉为其难收下那份礼物的。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作者或赠书人的题词（对他们来说这等于抬高身价，何乐而不为？）。我最喜欢弗朗索瓦题写的赠言，全套的甜言蜜语，温柔的“关键词”，平日里极少宣之于口的，现在都化成了文字，足以让我融化了。

如果赠书人忘了题词，我会讨上门去，甚至偷一个来贴在衬页上。没有题词，我心灰意冷，只好自己写上“某某人赠，于某日”。多年之后，我还能记起约克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以及在怎样的场景下送给我一本《变成狐狸的女人》。约克最近怎么样了？我去打个电话给他，约他一起吃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