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一路读过去

几天之后，我可能去海滨度假，也可能去住院（究竟去哪儿，得看居里医院的医生明天怎么说）。去的地方不同，要带的书也不同，只有一个共同点：不管是去海滩晒阳光浴，还是去医院挨手术刀，带的书都会多得读不完。

第一本书的选择通常具有决定性意义。我的朋友迪玛给自己订了条规矩：选一本已经开始读的书。我很少学她的样儿，但这的确不失为明智之举，尤其我这人在任何情形下都会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挑这个地方看这本书？为什么选这个时间？”不由得让人联想起那本《我在这儿干什么》—大概还因为最近读了《来自美洲的侄儿》，作者塞普尔维达和查德温一样，为丢失了心爱的黑色“鼹鼠皮”笔记本而悲呼。老剧院街的文具店确实已经被服装店取代了，但这种笔记本在格雷古瓦–德–杜尔街的凯奈克文具店里还能找到，昨天我在多芬街“买支笔”文具店的橱窗里也看到了。

言归正传，接着来谈我们的假日读书计划吧。这时候，平时受尽冷落的书终于有机会重见天日了。唉，时光流逝！那些坍塌的书堆里，一本本书相互交叠着，像两把叉在一块儿的对梳。某些小说的主题已经不新奇了。不管怎样，我总能找出足够多的精神食粮来打发这三个月的假期。

究竟带哪些书走呢？必须对交通工具、逗留时间、目的地和同行伙伴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后才能做出决定。据说，曾经有位伟大的船长定下一条规矩，每个船员最多只能带一百七十二页书。于是，喜欢读书的船员就撕掉封面和其他连篇累牍的废话，只带上正文部分。书在船员中间流传，最后传到谁手上，谁就负责读完后把书扔进海里，尽量减轻船的负载。幸好，我从来不和人比谁的行李更轻，我的同伴又都懂得享受阅读的乐趣。当然，无可否认，船上的空间确实宝贵。带哪些书上船，事先要经过激烈的讨论和仔细的权衡，因为大家都明白，出门游荡一圈回来，这些书肯定会脏得不堪入目。记得有一年夏天，结伴度假的一群朋友都读了图尼埃的《圣灵之风》和达纳的《航海两年》。在希腊

北斯波拉德斯群岛度假时，只有我一个人对图尔纳福尔的《一个植物学家的游记》和特弗诺的《东方之旅》爱不释手，弗朗索瓦却趴在昏暗的防风灯下给我们读塔西佗的《编年史》，大家听得如痴如醉。还有一次，我冲阿尔梅勒发了火，因为她在我的《前途与歧路》上画满了各种植物，彻底毁了这本原本就疲惫不堪的书。

如果是我和弗朗索瓦两个人开车旅行，就不必为带什么书费神了：把满满一箱书塞进汽车后备箱，一路读过去。在某个地方安顿下来后，我们分头找个角落，放好自己的书，偶尔也友好地交换一下：“你看完了吗？”“借我看看行吗？”可笑的是，通常我们都想不起来看带来的书，而在当地买书看（要知道，巴勒莫的但丁书店里的法文书可比韦桑岛所有书店加起来都要多），或者邮购最新书籍，让他们寄到旅馆里。出门在外，居无定所，这是最糟糕的：想到还要拖着笨重的行李箱从这个岛游到那个岛，就会踌躇再三。记得读《玛洛西的大石像》时，我有种难以抑制的愿望，一心想回到希腊去，惹得让–玛丽说道：“为了看到雅典宪法广场，安妮就是被绞死也心甘。”

有一年，在卡特冈的启发下，我想出一个减轻旅途负担的绝招：收罗瑟伊出版社9月份即将出版的新书样本。度假时，我的背竟然一天也没疼：大部头的书，我每天撕下一部分带着读，还学水手们的做法，看完就直接扔进公共垃圾箱。假期结束了，所有新书样本也读完了，在办公室终于得意了一回。

显然，这种阅读方式与正统的读书理论背道而驰，学校里教授的是：如果去奥地利，就该把与奥地利有关的文学书籍都读一遍。这种方法稍嫌累赘，但挺有趣的。在贝维帝尔宫的露天花园细细品味《维也纳的黄昏》是无比惬意的事，尽管我那几柜子关于维也纳的书还滞留在巴黎。面对朱代卡岛的宜人风景，我最想读的书是洛利·李的《夏日清晨》，或者赫德逊的《潘帕斯草原的风》。啊，多么想再去威尼斯度假！美好的回忆令我心神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