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午战后中国人民走向觉醒的历史进程中，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就像西方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宙斯那里盗取火种，造福人间一样，对中国人们的觉悟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严复，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曾入福州船政学堂读书，1877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广泛地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甲午战后，他目睹清政府统治的腐败落后，痛感民族危机严重，极力鼓吹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维新；要维新，就必须大力提倡“西学”。他除撰写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外，更大的贡献是把西方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其中尤以《天演论》一书影响最大。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译述而成的。

赫胥黎（1825—1895），是英国19世纪的思想家、生物学家，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决捍卫者，他的论文集主要是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达尔文是英国生物学家，他在《物种起源》及其相关著作中，确立了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能产生出很多后代。但每种生物的后代能够发育长大、生存下来的个体却很少。这是由于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如食物、空间等）是有限度的，每种生物在争夺有限的生活条件时都要进行斗争。这种生物个体（同种或异种）之间的相互斗争以及生物与外部的自然条件（如干旱、寒冷、酷热等）之间的斗争，叫做生存竞争。生物在竞争中会发生遗传和变异，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容易在生存竞争中获胜而存在下去，具有不利变异的个体则容易在生存竞争中失败而死亡。凡是不能适应环境的生物最终必然被淘汰，而能生存下来的生物都是适应环境的生物，这就是适者生存。达尔文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过程叫做自然选择。在达尔文看来，生物之所以进化，关键在于自然选择。自然选择不仅决定生物进化的方向，而且决定生物进化的速度，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动力。

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继承并发展了达尔文这一进化论的主张。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是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自然进化中起作用的是生存竞争，而人类社会进化中起作用的则是“天良”或“同情心”，人类社会的进化主要是情感的进化，赫胥黎称之为“伦理过程”。在他看来，人类所具有的“良心”或“同情心”控制了生存竞争，限制了人们的利己思想。社会越进步，“良心”和“同情心”等道德的作用也越大，最终伦理作用将取代生物的进化过程。他强调自然界的生物进化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有本质的区别，从而突出人在进化中的主导地位。

与赫胥黎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把达尔文的进化论运用到人类社会，从而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统一的生物有机体，而由于人口的压力所引起的竞争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因。在竞争中，只有那些保留下来的少数后代才更能适应生存并得到发展。他根据种族竞争能力的强弱，把人类划分为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认为优等民族殖民劣等民族是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