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12岁那年，太姥爷因为肝硬化去世，老人家死时肝脏腹水，肚子圆得如同皮球一般。自知大限已到，太姥爷拖着沉重的病体，不顾家人反对，执意去照相馆拍了一张正规的遗像。他把自己的照片连同口袋里的十几元钱，一并交给了我老妈，说是留给她买糖吃。老妈颤颤巍巍地接过照片和零钱，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说她当时一直以为太姥爷的病只是暂时的，一切还会恢复如常。却没想到，当天晚上太姥爷就一言不发地离去——他是在睡梦中死的，没有一丝痛苦。家人遵其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另一株李子树下。

太姥爷走后，老妈学着他的模样，也伺候起那些花花草草，虽然弄得不好，但是那两株李子树倒也活了几十年。要知道，普通的李树活个三五十年，早已被虫吃鼠咬得衰败不堪。而这两株李树却反其道而行，势头越长越好。虽说这品种是李树当中寿命最长的“血樱桃”，但是老妈却一直坚信，此树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全都仰仗亲人的灵魂庇佑。

后来老妈怀了孕，粗重的活儿便不再干了，只是每日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或者给花草蔬菜浇浇水。有一回，她坐在院里，手上提着花洒，人却一动不动，一双眼睛直勾勾地朝院墙外眺望，阵阵出神。她看的不是别的，是隔壁人家葡萄架上还未成熟的酸葡萄。老爸看出了端倪，一个平常宁死不讲半句软话的男人，此刻竟也拉下脸来跑去求人，向从前不怎么打交道的一户人家，讨来一串酸涩难当的青葡萄。旁人吃上一颗，酸得立马吐掉，老妈却将整串葡萄分分钟就填进嘴里，连籽儿都未吐，只留下一句：“味儿是够了，就是少点儿，没吃过瘾……”

老妈从来不是一个娇气的女人，直到临产的前一天，她还挺着大肚子坐在那种旧式的小马扎上洗衣服。别人家的孕妇去医院，那都是前呼后拥的，而老妈始终是独来独往。若不是医生要求必须有家属陪护，她一般都不爱麻烦旁人。

我经常觉得自己就是大人们常说的那种“讨债鬼”——生下来就是给别人找麻烦的。这一点似乎在我还未出世就已经有了预兆。别的孕妇做产前检查，往往只需一遍，而我却让老妈白白做了两回。那是临产前的最后一次拍片，老妈一个人拿着片子，从CT室回到妇产科。科室的女医生接过片子，匆忙扫了一眼，便说片子拍错了，没见过这么大的头。没办法，老妈不得不大着肚子，回到CT室再重拍一次。过了一会儿，片子出来了，CT室的医生说，没拍错，就这么大。老妈听了，又回到产科，拿出第二次拍的片子，讲了确切的结果。女医生摇摇头：“那生不出来，准备剖腹产吧！”

老妈生我时，羊水浅。手术刀下去，我那未见天光的脸颊上，留下了三道鲜明的伤口。护士把我抱出手术室之时，特意用被单盖住脸上的刀伤，可是鲜血还是透过被单，染得一片红。当年的人，法律意识淡薄，旁的未敢多想，只是担心这孩子会不会就此破相，将来讨不上媳妇儿。幸而随着年岁的增长，伤痕慢慢淡去，几近于无。否则，以我自尊心之重，断然无法允许自己带着一张卡西莫多般的丑脸继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