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梁武帝废杂调谬赋

萧衍未建梁朝时，已是方镇之统领，颇知民间疾苦，及登位为梁武帝，减省赋役，使民得以休养生息。

梁武帝定都建康后，废除齐末杂调谬赋，淫刑滥役。如逋布、口钱、宿债等项，一概豁免，给鳏寡孤独不能存活者每人谷五斛。

天监初年，米价波动甚剧，由元年（公元502年）大旱斗米5000至四年丰收斛米30。此时期梁武帝对赋役处理的要项如下：大致来说，西晋的租调按资产定户等定税额。东晋的田租，起初是按亩征收，后改为按丁征收；户调则仍按户等征收。本来此法较为公平，但征收官吏计算资产时过于苛严，如尺高桑树，便计算税款，屋未建成，便得照新屋房产呈报，因此弄得人民不敢建屋植树。且地方官吏作弊，富者行贿得益，穷者受害益深，武帝遂改“去人赀，计丁征布”，以解民困。时为天监元年。

天监十六年，免贫户一年之“三调”（包括田租、户调及杂调）；无田者给予田地；产子之家可免役；平冤狱；赈济孤老鳏寡。

普通六年（公元525年），梁朝收复若干地区，北魏荆州及徐州刺史率部归，诏令新附民众可永远免役。

大通元年（公元527年），鼓励流亡者复业，并可免役五年，家贫者并免收一年之“三调”。孝弟力田者赐爵一级①。

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对全国部分地区②赦免宿债及一年之“三调”。

大同七年停止各郡县役使女丁③。

综上所述，梁武帝废除了繁重的杂调，足见体恤民困。即使天监四年大举北伐，王公以下均得缴纳租谷，以助军资，但并不增加平民的租调，十分难得。故梁武帝时代，较诸宋、齐两代的赋役，已轻省得多了。但武帝晚年，因年届古稀，处事已甚胡涂，因此为侯景所害，诚可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