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有权力保持自己的遗世独立，同时，他也必须和所生活的时代有某种同频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召唤，不是对苦难者的代言，不是推翻现有政权的野心，而是倾听自己良知觉醒的声音，诚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在北欧，这种声音也许诉说的是叶落花开霜起雪落的美；在苏联，这种声音诉说的也许是共产主义的冷酷；在非洲，这声音诉说的也许是种族战争带来的血腥。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可以为一片树叶哀恸，为一抔黄土作传，可以为一个无名的囚徒请命，可以为一场世界大战殉身。这其中，并无优劣高下之分。

作家没有改造社会的义务——他们绝大多数时候也没有那种能力。但是作家有以诚实反抗社会的义务，有以正直对时代保持悲观的距离的责任。

对于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换代的革命，他更应该关心的是那些革命改变不了的，永恒的人类苦难。

2012年12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一篇日记，写于莫言得了诺奖之后，有感于网上很多关于“文学是否应该独立于政治”的争论。

在莫言得了诺奖之后，又在一些场合见过他，围观群众很多，照相的手机几乎要贴到他的脸上。他往往被各级领导簇拥着，面色疲惫地被要求“给大家讲两句话”。“诺奖得主”仿佛成为了一个稀奇的物件，谁都要凑热闹见一下，摸一下。

先勿论“文学是否应该独立于政治”，作家首先就无法独立于他的环境。

我去北戴河采访王蒙，王蒙说，如果北岛他们的标语是“我不相信”的话，那么王蒙们就是“相信的一代”。相信组织、相信国家、相信时代、相信一切都是好的，且正在变得更好。

他相信，因为不得不，因为身为作家的荣誉与命运，同国家的荣誉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