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家真正的恐惧,是被“国家”所魇住(4)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作者:蒋方舟


作家有权力保持自己的遗世独立,同时,他也必须和所生活的时代有某种同频的互动。这种互动,不是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召唤,不是对苦难者的代言,不是推翻现有政权的野心,而是倾听自己良知觉醒的声音,诚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在北欧,这种声音也许诉说的是叶落花开霜起雪落的美;在苏联,这种声音诉说的也许是共产主义的冷酷;在非洲,这声音诉说的也许是种族战争带来的血腥。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可以为一片树叶哀恸,为一抔黄土作传,可以为一个无名的囚徒请命,可以为一场世界大战殉身。这其中,并无优劣高下之分。

作家没有改造社会的义务——他们绝大多数时候也没有那种能力。但是作家有以诚实反抗社会的义务,有以正直对时代保持悲观的距离的责任。

对于作家而言,比起改朝换代的革命,他更应该关心的是那些革命改变不了的,永恒的人类苦难。

2012年12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一篇日记,写于莫言得了诺奖之后,有感于网上很多关于“文学是否应该独立于政治”的争论。

在莫言得了诺奖之后,又在一些场合见过他,围观群众很多,照相的手机几乎要贴到他的脸上。他往往被各级领导簇拥着,面色疲惫地被要求“给大家讲两句话”。“诺奖得主”仿佛成为了一个稀奇的物件,谁都要凑热闹见一下,摸一下。

先勿论“文学是否应该独立于政治”,作家首先就无法独立于他的环境。

我去北戴河采访王蒙,王蒙说,如果北岛他们的标语是“我不相信”的话,那么王蒙们就是“相信的一代”。相信组织、相信国家、相信时代、相信一切都是好的,且正在变得更好。

他相信,因为不得不,因为身为作家的荣誉与命运,同国家的荣誉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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