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族的“寻根”

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新的政权建立，需要找到新的文化为其背书，更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民族形式，从而形成对外国的共同体，对内的归属感和认同。而“乡土”则刚好符合民族国家的象征，成为要寻找的“根”。

而在随后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文艺发展的方向：“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作为“一种乡愁”的乡土文学一下子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因为它是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其中的怅惘和哀愁是不被允许，也不被认可的。故乡从一块浓雾弥漫的怅惘之地，一下子变成了周立波笔下的“暴风骤雨”，变成了赵树理笔下的热火朝天。

这种热火朝天背离中国自古以来的乡村社会甚远。《暴风骤雨》中斗地主，斗恶霸，分土地，挖浮财，起枪支，打土匪，最后掀起参军热潮。农民折腾个风生水起，折腾个天翻地覆。

然而，这并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农民的样貌。费孝通总结中国农民的传统精神是“知足常乐”。他写道：“种田的人明白土地能供给人的出产是有限度的。一块土地上，尽管你加多少肥料，用多少人工，到了一个程度，出产是不会继续增加的。”如果农民还打算贪得无厌，那就只有夺取别人的土地了，但是建筑不起安定的社会秩序。如人们还得和平地活下去，就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知足常乐不但成了个道德标准，也是个处世要诀。费孝通写道：“因为在人口拥挤的土地上谋生活，若不知足，立刻会侵犯别人的生存，引起反抗，受到打击，不但烦恼多事，甚而会连生命都保不住。”

但在作家的笔下，并不能写出这种矛盾，也不能写出农民的挣扎与变动，解放区的天永远——且只能是晴朗的天。

在一片昂扬晴朗之下，那个时期唯一特殊的乡土写作莫过于萧红的《呼兰河传》。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的，他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萧红的小说也如同一道裂缝，在一片激昂一片红的土地中撕裂开一个缝隙，从中可瞥见真实的人性与悲欢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