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学中的乡土中国(2)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作者:蒋方舟


国家民族的“寻根”

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新的政权建立,需要找到新的文化为其背书,更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民族形式,从而形成对外国的共同体,对内的归属感和认同。而“乡土”则刚好符合民族国家的象征,成为要寻找的“根”。

而在随后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文艺发展的方向:“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作为“一种乡愁”的乡土文学一下子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因为它是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其中的怅惘和哀愁是不被允许,也不被认可的。故乡从一块浓雾弥漫的怅惘之地,一下子变成了周立波笔下的“暴风骤雨”,变成了赵树理笔下的热火朝天。

这种热火朝天背离中国自古以来的乡村社会甚远。《暴风骤雨》中斗地主,斗恶霸,分土地,挖浮财,起枪支,打土匪,最后掀起参军热潮。农民折腾个风生水起,折腾个天翻地覆。

然而,这并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农民的样貌。费孝通总结中国农民的传统精神是“知足常乐”。他写道:“种田的人明白土地能供给人的出产是有限度的。一块土地上,尽管你加多少肥料,用多少人工,到了一个程度,出产是不会继续增加的。”如果农民还打算贪得无厌,那就只有夺取别人的土地了,但是建筑不起安定的社会秩序。如人们还得和平地活下去,就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知足常乐不但成了个道德标准,也是个处世要诀。费孝通写道:“因为在人口拥挤的土地上谋生活,若不知足,立刻会侵犯别人的生存,引起反抗,受到打击,不但烦恼多事,甚而会连生命都保不住。”

但在作家的笔下,并不能写出这种矛盾,也不能写出农民的挣扎与变动,解放区的天永远——且只能是晴朗的天。

在一片昂扬晴朗之下,那个时期唯一特殊的乡土写作莫过于萧红的《呼兰河传》。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的,他们毫无方向的,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萧红的小说也如同一道裂缝,在一片激昂一片红的土地中撕裂开一个缝隙,从中可瞥见真实的人性与悲欢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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