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婚姻，在东北有许多民间传说，特别是在沈阳和于凤至女士的出生地郑家屯，更是流传甚广，说法不一。不过，史实毕竟与民间的传闻有所区别。晚年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曾作这样的回忆：“那时，人家对我父亲都敬而远之，都怕我父亲，都叫他土匪军队。但辽源的商会会长于文斗，后来就是我的岳父，对我父亲非常好。他看中了我父亲，他说我父亲可不是一般平常的人。将来一定会有大发展。就这样，我们两家定了亲。我太太比我大三岁，那时，我根本不知她长的什么样儿。由于算是包办婚姻，我跟我的元配太太不是那么合得来。……”

在张学良的台湾故居“朴园”里，积存着大量从大陆带到台湾来的资料。199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口述小组的成员们在这古旧的“朴园”中，寻找到许多张氏与于凤至结婚前后的文件，其中有人发现了一份毛笔抄写的《张于凤至家谱》。仔细一看，正是于凤至本人写的毛笔小楷，上面这样记载着她的家族人员：于凤至的祖父名叫于美，在当时的东北地方是个有名的士绅，祖籍为山东省海阳县司马庄。

于美膝下有三子，于凤至的生身父亲于文斗是于美的次子，他的兄长名叫于文修，读书人。于文修生有于凤诏和于凤鸣两子，而于美的次子于文斗则娶夫人于钱氏，他们的子女共有三人，于凤至是三子女中的佼佼者。她的两个兄长一为于凤翥、一为于凤彩，都是当年吉林地面知书达理的贤人。于美的三儿子名叫于文林，出身和其他情况不详，家谱中只记载于文林这一股有唯一的子嗣于凤瑞。于凤至的两个兄长膝下有于兆瀛、于俊瀛和于震瀛三人。

张学良在经历了从大陆来台湾的战乱兵燹以后，仍能在他积存的画稿和文件中保存着于凤至女士亲笔写下的《张于凤至家谱》，不难看出张学良与于凤至结缡初始对发妻的重视。《张于凤至家谱》已成一份绝无仅有的历史资料。张学良当年和于凤至的婚姻虽然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基础上，但不言而喻，他们的结缡仍然带有浓郁的传奇色彩。

1897年，辽河边上的商埠小镇郑家屯春意盎然。在这古有水旱码头称谓的小镇西街，有一幢雕梁画栋、飞檐起脊的商号，名叫“丰聚长”。店内经营粮谷下杂，油盐布匹，可谓买卖兴隆，财源广进，乃为小镇上的第一大商号了。老板于文斗慈眉善目，精明世故。由于他平日经商童叟无欺，仗义疏财，所以在镇子上德高望重。阴历五月初八那天，于文斗唯一的女儿降生在距小镇六十里的大泉眼村，于文斗为其取名于凤至。

到了1908年，于凤至已从大泉眼来到郑家屯，这时的她已出落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当时松辽平原匪患猖獗。前郭尔罗斯一位名叫陶克陶胡的没落贵族投靠沙俄，叛乱为匪。他纠集匪股数千，兴兵作乱。奉天军务督办徐世昌为尽快剿灭这股甚嚣的顽匪，曾派数股官兵前往进剿，然而久剿无效。后来，徐世昌想到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此人此前刚受朝廷招抚，在新民县当个小小的管带，时刻都想寻找为朝廷立功的机会。徐世昌认为张作霖精于骑射，又熟悉胡匪的生活习惯，如派他到辽东剿匪必然事半功倍，旗开得胜。于是徐世昌一道军令，把张作霖从新民召到奉天，授以军机。任他为前路巡防营统领，开赴古镇郑家屯剿匪。张作霖由辽南远来辽东，促成了他与于文斗之间的一段缘分。那时，张作霖来古镇后选中了西街于文斗的商号“丰聚长”后宅作为他的剿匪指挥部。于文斗也因长期受当地土匪的骚扰，对胡匪深恶痛绝，所以他将张作霖视如救星，待如上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