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凤至在这些关系微妙的太太中间周旋，稍有不慎，就会遭到非议。但是于凤至以她的精明，终于赢得了张家所有人的好评。于凤至嫁进奉天不久，张作霖父子就有意请于凤至的父亲于文斗前来奉天，担任奉天富裕银行董事长，可是于凤至父女则百般婉言谢绝。于凤至认为：“让我父亲到奉天来，肯定会遭来许多人的猜忌，那样就会有人说，我们于家的人是靠张家的裙带关系成事。不仅对我们于家不好，对张家也有不良影响。”此事因而作罢。于凤至极力谢绝其父前来奉天出任理财要职，为她在大帅府赢得了好名声，也更让张作霖父子敬重。这也是于凤至一个乡间女子在大帅府站住脚的原因之一。

于凤至尽管早就是古镇上才学过人的“女秀才”，可她婚后又谨从公公意见，到东北大学历史系读书。尽管于凤至比张学良年长三岁，可她善于处理与公公、姨娘们及弟弟妹妹们的关系，在张家很有声望。于凤至婚后为张学良生一女三子。当然，由于他们的婚姻基础是父亲包办，所以张、于的感情也曾面临过危机。特别是于凤至在张家生了一场大病之后，险些让这桩初时很勉强的婚姻发生意想不到的裂变。

1990年张学良对旅美学者唐德刚回忆起和于凤至婚后的情况时，曾多次谈到和于凤至的关系。从张氏的谈话不难看出他们婚后的感情状况。张学良说：“她（于凤至）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得了一场很重的病。不能动了。那时，她母亲还在，我岳母就和我的姨妈商量，说我太太有一个侄女，就要我娶她这个侄女，以便照料她的孩子。我跟她们说，她现在病得这么厉害，我要是真的娶了她的侄女，那我不就是这边结婚，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有多难过。我说这样吧，这事我答应，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会娶她的侄女。你当面告诉她，她自己要愿意她侄女给她带孩子。后来她没有死，所以，她后来放纵我，不管我，与这件事多少有一点关系。”

张学良在于凤至心里始终保持着美好的印象。于凤至80岁以后幽居在美国洛杉矶的郊外，在她口授的“回忆录”中开头便这样评价张学良和她的夫妻感情。于凤至说：“我的年龄和身体已是有早上无晚上的风烛残年了。汉卿（即张学良）自由无望，我要遵照汉卿临别时的嘱咐，将西安事变的几项实情说明，向历史负责。我也要说说我和汉卿的一生，以及我们两人分离时的相议、相约、相许。蒋先生到台湾后，还是权势盖天，为了美化蒋先生的王者声誉和维护蒋家的统治地位，他们伪造了所谓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忏悔录》，用汉卿自己认罪的假象，把他们的祸国殃民和失败推给汉卿和西安事变，颠倒历史，妄图欺世骗人，并且作为处理汉卿的根据。他们违反法律，违反人权，囚禁汉卿终生，在世人指责和要求给汉卿自由的压力下，策划出所谓离婚和结婚这场戏，使汉卿难以摆脱从内到外的羁绊，监视。汉卿和我已经议及这一切的可能会发生，他嘱我写出一切。他要向世人说明西安事变是为救中国，他没有错，为救国，他愿意牺牲。……”从于凤至这些话不难看出，她自始至终对于和张学良结婚无怨无悔，忠实于爱情和婚姻的情愫溢于言表。

于凤至嫁进张家大帅府以后，始终遵循女子“不参政”的家规，以相夫教子为己任。但是，也有例外——1929年1月发生在沈阳的击毙杨宇霆、常荫槐的流血事件中，于凤至亲自为张学良掷币占卜，断问吉凶。这也是于凤至进大帅府后绝无仅有的一次“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