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意外的是，段祺瑞很爽快答应了采访的要求。邵飘萍开始间接探问，但段祺瑞就是不谈战事。于是，邵飘萍又单刀直入提问，说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消息，愿以泄露“国家秘密罪”接受法律的严惩，并立下“军令状”，段祺瑞再也无法拒绝，就把政府决定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的决定和细节，以及首先调在法华工15万，参与协约国修建工事等情况予以透露。邵飘萍得到这个特大新闻，迅速赶往电报局，用密码将这个新闻发往上海的《申报》和《时事新报》，《申报》和《时事新报》迅速出版发行“号外”，上海迅速轰动。四天后，报纸到达北京，北京也轰动起来，但这已经超过了邵飘萍与段祺瑞的三天期约，且消息从上海传入北京，段祺瑞没能掌握此次泄密与邵飘萍的证据，也就不敢贸然处置邵飘萍。邵飘萍正是利用超人的胆识与北洋政府斗智斗勇。

段祺瑞政府名为参战，实为逐步壮大自己的势力。对德国宣战后，段祺瑞政府不但没有收回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反而进一步向日本出卖中国。1918年5月，段祺瑞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在北满洲国等“军事行动区域内”设置谍报机关，中方要向日方提供“军事所要之地图和情报”，日后当日本进犯苏俄时，中国要派遣军队，还要置于“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此外，段祺瑞政府还将中国的铁路、电讯、森林做抵押，大肆向日本政府借款5亿日元。段祺瑞政府的种种罪行，邵飘萍看在眼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笔杆子”，利用报纸作为媒介，不断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

邵飘萍刚到北平不久，除了为《申报》写稿子外，还觉得应创办一家通讯社，以此来改变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的状况。于是1916年8月，邵飘萍成立了新闻编译社。新闻编译社的主要业务是采编北京的新闻以及选译部分外电，通过手写或者油印的方式，每晚7时左右向北京各报馆及外国驻京记者以及上海的《申报》等油印发稿。发稿次数为每日一次，每次几十份，由雇员骑自行车将之分送给报馆，并向外埠各报邮寄。新闻编译社不受制于军阀和政客，表现出相对独立性，因此也经常受到当局的掣肘和压迫。在张勋复辟时，编译社就被强行停止出刊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