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928年，中国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军阀头子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各统治了4年。这些军阀头目都有各自的军队、地盘和靠山。他们荼毒百姓，卖国求荣。当时的首都北京，是政治中心。各派政治势力为了掌握话语权，影响舆论，往往以“津贴”的名义资助报馆经费。报馆得到某派势力的资助，自然替他说话，攻击对手。更有甚者，有的军阀干脆自己出钱办报。当时北京大大小小70多家报纸，大部分都有政治背景。如《北京时报》是段祺瑞的喉舌，《黄报》接受的是张宗昌的资助，《顺天时报》的后台是日本人等。它们随政局沉浮，无一贯的政见和主张。没有“报格”是当时北京许多报纸的共相。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做民众的喉舌，表达自己的心迹。于是，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指出：“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日出版两张，邵飘萍依靠办《汉民日报》时的经验，参考在日本、京沪各大报纸的版面设计，出版的报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它的一、四版为广告，二版分评论、特别记载、国内外要闻诸栏目，三版为各省新闻、北京琐闻、政府命令以及“显微镜”栏目等。

创刊初始，邵飘萍与公弼两人独揽报纸的采编工作，报纸出版一个月，销量增至4000份，当时北京报社、通讯社很多，其中人员复杂、良莠不齐，鱼目混珠，各靠后台老板维持报业。有的甚至专干敲诈勒索，有的人则挂名领干薪。北洋政府为了控制舆论界，往往给报社分等级，“赠送”宣传费加以收买。各报社所领款额少则五十元，多则六百元。对于这种行为，邵飘萍恨之入骨，在《京报》上大肆抨击，揭露一些报社、通讯社为了取得“津贴费”，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丧失了新闻业公正立场。《京报》创刊不久，很快在读者面前竖起了爱国反帝的旗帜，受到了广泛好评。

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以此定位的《京报》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京报》受新思潮的影响，又代表着新潮流，不久便成为了“五四”运动前的强大舆论阵地，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7年元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坚持“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聘请了当时提倡思想革命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邀请激进民主主义者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兼教授，胡适、刘半农、杨昌济等知名学者都云集北大，北大一下子由一个封建思想、官僚习气浓厚的学府变成了一个思想开放、学派林立的阵地。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正为《京报》奔波的邵飘萍不顾劳碌，坚持每周去讲两小时的课，这也开创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在首批学员名单上，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赫然在列，邵飘萍影响力之深远，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