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北方的外国报纸歪曲事件性质，污蔑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团匪事件以来未曾有之国际问题”。并且企图用中国内部的“党争”、“盲目排外”、“赤化”等诽谤“五卅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转移人民的视线，为摆脱罪责和制造新的事端提供舆论支持。一些有军阀背景的报纸也为军阀政府和西方列强说话，还有一些报纸为求得生存，不敢对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但是，《京报》对“五卅惨案”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对帝国主义表示了强烈的憎恨。从接到消息的6月1日起，连续20多天整版报道五卅运动。在标题制作、版面设计突破陈规，还集中运动消息、通讯、特讯、评论、社论、专刊、特刊、照片以及广告等多种形式报道评论“五卅运动”，支援上海的工人、学生及市民。“五卅运动”持续到9月底，《京报》的报道一直持续到10月才结束。

在声援“五卅运动”期间，邵飘萍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邵飘萍的评论是《京报》的灵魂和脊梁。一个月之间，他连续发表了二十余篇评论，有5天，竟然一日之内发表两篇。惨案发生的第四天，邵飘萍在《愿国民注意根本问题》一文中，鲜明地提出了五卅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认为，如果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根本问题，五卅运动即使能逼迫帝国主义做出某些让步，我国政府即使能获得一时的胜利，却仍然不能保证不会再次发生类似的惨案。在他看来，应该以此为契机，发动全国更大规模的废约反帝运动：“愿我国民其勿舍本而逐末，勿有始而鲜终，永久认定最后目标，合全国而为大规模之运动。须知不共戴天之仇，亡国灭种之敌，即此不平等的条约是也。”

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邵飘萍深深感到，帝国主义不仅从经济、政治上进行压制，还垄断中国的对外宣传，在舆论上对中国进行钳制，使世界无法了解“五卅惨案”的真相，更无法知晓西方列强在中国国内的胡作非为。为此，邵飘萍呼吁国内各民众团体和社会各界重视对外宣传问题，并提出了对外宣传的目的、指导思想和具体办法。号召各界向国外同行呼吁，并提出由最活跃、最富有朝气的学界、教育界打开对外联络的渠道。他的促全球各界大联合，争取国际力量同情、声援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思想，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基本利益。

北方革命运动的不断壮大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对付革命运动，美日帝国主义加强勾结，公然支持奉系军阀进攻国民军，干涉中国内政，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人的领导下，北京各界5千人聚集天安门前，召开示威大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到段祺瑞执政府前请愿。下午一时左右，卫队开枪射杀请愿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