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24日，郭松龄到栾川召开军事会议，宣布班师回奉，倡导和平。当场扣留了不肯签名附和的四个师长和三十余名旅以下的军官，爆发了东北国民军的滦州事变。郭松龄通电反张，电文近两千字，刊于27日之《京报》。同日同版刊载的还有郭松龄等声讨杨宇霆的电文。冯玉祥在24日也发出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状，劝他引咎下野，以谢国人；并调整军队部署，以示对郭松龄倒戈反张的支持。

就在郭、冯通电反张之日的前后，邵飘萍在包头采访，并与冯玉祥将军进行了长时间会面，27日，冯玉祥将军亲书聘书，聘邵飘萍为高等顾问。回京后，邵飘萍立撰《包头视察记》，并载于11月28日的《京报》，同时刊出与冯玉祥一起视察的三张照片。自郭、冯通电全国，邵飘萍在《京报》刊登了《郭松龄致张学良一封书》、《再致张学良》、《电告进攻锦州奉军》、《联冯反奉原因及其经过》、《郭军到锦州》、《郭松龄到兴城》、《京津间之形势》、《郭军已占锦州》、《张作霖之末路》、《奉张大势已去》、《昨日之国民军》等大量文章，支持郭、冯。并亲自撰写评论，指出西北和东北国民军联合打倒东北张作霖，为中国国民革命扫清障碍，并评价这一革命行动“虽不敢谓中国之政治面目即是进于康衢大道，然至少可认为服从民意，警醒军阀，使中国发生一种新机运之有益的行为”。

邵飘萍在京报上发表文章，历数张作霖的种种罪状，在《日军阀之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吾人所以反对张作霖者，固因其违反民意，妄肆野心，以武力逞威权，视战争如儿戏，独夫民贼，不应再听其专横。……固虽拥有东省之富庶，而财政紊乱，胡匪猖獗，暴敛横征，社会破产，数次侵略关内之战，皆耗费数千万金，可莫非东省之人民之所负担，充其舍近图远穷兵黩武之虚荣心理，东省民力将无复得资修养之期。推翻张作霖，即为铲除整理地方之障碍。”在郭松龄节节取胜，进逼张作霖老巢奉天时，邵飘萍又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邵飘萍在报纸上对张作霖的讨伐，令张作霖坐立不安，汇款三十万给邵飘萍，想收买他，堵住他的嘴，邵飘萍更为恼火，当即将张的三十万汇款退回，并继续在报上对张进行无情的揭露。

日本政府对郭松龄发动的倒戈事件极为关注。滦州起义后，日本政府立刻发表声明：“满蒙与日本有密切关系，对蒙满发生的事件，日本不能持旁观态度。”但没有表明在张、郭之间支持哪位，而是静观其变，想利用张、郭战争来扩大其在东北的利益，等待机会在张、郭中选择一位进行交易。他们先与郭松龄接触，得出的结论是一旦郭取得政权，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将会大受其害。于是暗地支持张作霖，向张作霖提出“关东租借地租期”、“南满铁路管理权延长九十九年”以及日本在蒙满享有其他种种特权作为条件，并要他承认“二十一条”中关于蒙满地位的条款。张作霖为了达到消灭郭松龄，保护自己利益的目的，再次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在日本早已准备好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关注东北局势的邵飘萍对张作霖的伎俩洞察秋毫，于12月10日发表评论《日本兵与张学良》、《日军阀之干涉中国内政》，谴责历来以“中日友善”为口头禅的日本当局妄图侵略东三省，乃至全中国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