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4月，杨度向袁世凯呈献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君宪救国论》，袁阅后说：“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还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给杨度。

《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开篇以对话形式阐述“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的观点。他称其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而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人民的认知程度还不知道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中篇着重提出了政治继承权的问题，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防止出现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下篇是讲“假立宪，必成真革命”，详细列举了清朝假立宪导致灭亡的例子，指出必须真立宪，才能以正当安国，以诚实取信于民。他说：“政府所颁，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为宪政实行。”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主观上确似在为中国人民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而非欺骗坑害中国人民。但是实际上是鼓吹复辟帝制，以人民为敌。为了使帝制运动转为公开的活动，杨度把自己的文章、袁世凯的题字赐匾和他的谢折在报上公布出来，于是，帝制运动进入公开活动。

帝制运动公开后，舆论界大为关注。投机分子看出了袁世凯背后的真实目的，于是秘密上书请求复辟帝制。袁世凯授意杨度网罗一些社会名流，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以表达“民意”。但他本又不想让杨度作为这个团体的领导者，而是作为幕后策划者。因为袁世凯很清楚，他和杨度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让杨度出面，那这个机构的真实面目就会一目了然。而杨度有自己的考虑，因为有前几次未能入阁的失败经验，只是为别人做嫁衣，因此，他觉得这次应由自己亲自出场。

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8月23日，由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同一天，杨度在自己石驸马大街住宅的门口便挂上“筹安会”的招牌，“筹安会” 正式宣布成立。该会同时宣布推举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4人为理事。第二天，又发出通电，请各区将军、巡按使、商会、教育会、各种联合会以及华侨团体选派代表来京“加入讨论”。“筹安会”成立后，袁世凯对此表示满意，并拨给经费二十万两。

按照“筹安会”的章程和宣言，“筹安会”的宗旨是：“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合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按照他们的程序，各省派定代表来京讨论研究需要很长时间，在进入帝制的决定和实际行动，需要更多时间。袁世凯称帝心切，对“筹安会”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认为是书呆子的做法，咬文嚼字，难有成效。在此情形之下，杨度决定放弃原来既定的步骤，不再研究讨论，一并寄去表决票，请代表在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作为正式表决意见。由于这些代表都是封建的遗老遗少，因此，最后的投票结果是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