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全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清政权陷于土崩瓦解，清政府为了挽救清室危亡，由内阁总理奕劻建议启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袁世凯以退为进，没有爽快答应。这时的杨度向奕劻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劝说袁世凯出山工作。最后，清政府屈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杨度因奔走有功，被任命为袁内阁学部副大臣。

袁世凯组阁皇后，为了取得国民党和革命军的谅解，释放了因刺杀摄政王载沣而被捕入狱的汪精卫，并利用杨度和汪精卫的同学关系，由杨度和汪精卫共同发出宣言，发起组织国事共济会。以国事共济会君主立宪党领袖名义向资政院上陈情书，建议南北即日停战，召集临时国民议会来解决君主民主问题。很明显，国事共济会的活动是要为袁世凯对革命派施加压力提供舆论支持，为了达到打击革命派的目的，袁世凯老谋深算。

当时北方各省虽然在袁世凯的统治之下，但是革命势力正在暗地里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联系。汪精卫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袁世凯又通过杨度拉拢他，由汪精卫出面“和议”，一方面可以缓和北方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冲突；另一方面，又可以分化南方革命党人，使之倾向“和议”。1911年12月，南北举行会谈，北方总代表为唐绍仪，南方总代表为伍廷芳。汪精卫以同盟会员的资格成为南方总代表参赞，杨度是北方代表团的参赞。这一对参赞，表面上是代表南北双方，其实就是代表袁世凯。他们密切勾结，汪精卫不断将南方代表的内部情况告诉杨度，杨度及时向袁世凯汇报。杨度用袁世凯给他的巨额活动经费到处收买人员，还积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打造有利于袁世凯的舆论。

在杨度的游说下，当时同盟会中的妥协分子，甚至一些有影响的会员，悄悄地投入了袁世凯的门下。在南北谈判中，南方节节败退，内部分歧争执不断，袁世凯则步步进逼，最后南北会谈达成共同谅解。根据共同谅解录，1912年2月25日，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革命派要袁南下就职，想借此打击袁在北方的势力，但是袁在其谋臣的策划下，制造了一幕幕兵变好戏，并以此为借口，要求在北方就职。袁世凯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后，要实行元首责任制，杨度积极迎合袁世凯，以“你们哪一天放弃内阁制，我那一天就可以加入你们的党”为条件，与黄兴讲条件，并在报上公开致电黄兴，要求黄兴游说国民党放弃内阁制。

袁世凯能当上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杨度功不可没，但是从唐绍仪、赵秉钧、陆徵祥到熊希龄的历届内阁交替中，不但没有杨度的组阁机会，甚至杨度连一个阁员的身份都没有捞着。在当初熊希龄组阁时，袁世凯曾有意让杨度出任交通部长，但是因为进步党争财政总长，结果只好把原来的财政总长周自齐调交通部，而把杨度挤掉。作为补偿，老乡熊希龄请他任教育总长。杨度当即表示“我能帮忙，不能帮闲”，从而拒绝了熊希龄的邀请。

杨度很看重与袁世凯的关系，因此，挂在杨度口头上的“救国”，实际上是在谋图自己的发展。杨度认为施展自己“帝王之学”政治抱负的机会已经来到，于是便成为君王立宪制的狂热鼓吹者和执行者。他把实现君宪救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袁世凯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夺取了革命果实，妄想称帝，早已看清袁世凯有称帝野心的杨度则投其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