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的君主立宪再次遭受失败，但杨度并没有气馁。1916年5月1日，杨度接受《京津太晤士报》记者采访，不但丝毫没有畏罪表现，相反却“态度安闲，词义坚决”，侃侃而谈：“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然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候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受审判。”可见，杨度的君宪救国信仰是何等坚定。袁世凯死后，杨度写了一副对联评价袁世凯：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明公误君宪”很清楚地表明，杨度认为是袁世凯误了君主立宪制，而不承认是他害了袁世凯。袁世凯死后，6月9日，封建余孽张勋在徐州召开七省军阀代表会议，表示不赞同政府惩办祸首的措施，认为“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是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落井下石，非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张勋发出这一声明后，杨度很快做出了回应，表示张勋说的在理。为拉拢与杨度的关系，张勋曾去函安慰，并邀他到徐州去做客。杨度也了解到在帝制主张的问题上，张勋与自己有很多相同之处，因此，对张勋感激万分。

张勋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时，特邀杨度参加。但是因为当时政府对杨度的通缉还没解除，怕沿途安全有问题。同时，由于有前几次失败的教训，杨度对张勋内心还是有些担心，所以只派了代表参加徐州会议，自己坐在天津，静观其变。6月7日，张勋带领辫子军，以调处国是为名，由徐州北上，与总统黎元洪见面后提出解决时局办法的五条意见，其中包括“赦免政治旧犯”。黎元洪在张勋的胁迫之下，不得不明令赦免帝制罪犯，杨度从此获得了自由，可以自由往来于京、津各地。在得知张勋并不是真正实行君宪，而是借复辟之机企图自己掌握政权后，杨度又一次地受到打击。他于7月3日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表明了自己与张勋决裂。

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杨度在君宪救国的主张遭到“三败”之后，自称“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离开复杂政治舞台的杨度感到极端苦闷。在生活方面，过去各方势力，为了巴结他，给他提供大量的金钱，供他挥霍。一经垮台，这一类的来源都没有了。杨度原来是华昌炼锑公司的大股东，欧战中锑价暴涨，他所得的红利很多，是他的重要财源。欧战结束，锑价大跌，同时公司负责人李国钦将公司资金和物资盗窃一空，华昌宣告破产，这一重要财源也没有了。因此，他在天津的生活捉襟见肘，难以维持。他只好将母亲李氏、妻子黄仲瀛送回长沙寄居华昌公司，次妻送回苏州原籍，自己则在京、津、沪、汉等地过着流浪挂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