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战地”副刊上，刊出了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纪念伟大领袖周总理的文章《难忘的记忆》。在文章披露了一个细节，周恩来临终前不久，通过秘书告诉王冶秋的一件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中的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周恩来是他的介绍人并直接领导他。”并委托王冶秋转告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一定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生平事迹写上。

文章发出后，引来了很多知情人对杨度入党问题的确认。老共产党员李一氓，立即写出《关于杨度入党问题》的文章。文章对杨度入党，作了确认：“……杨度确是党员，确是同志。”并推测的杨度入党时间大致在一九二八——二九年这个时间段。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文学艺术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夏衍老先生在读到王冶秋的文章后，也立即写了《杨度同志二三事》一文详细描述了杨度入党经过和夏老与杨度共同从事革命工作的一些记忆片段：“从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和章士钊先生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被难者的家属。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这一年（193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介绍给我一位50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悉！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汉年又补充道：‘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涉及到别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汉年。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礼品了。出了门，潘汉年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夏衍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杨度的后人对他与王冶秋同志非常感怀。由于夏衍在文章中提到杨度入了党后仍研读佛学，杨度后代四人便共同署名，写出一篇《关于杨度同志的一件事》的文章，对此予以解说。文章引述了杨度给其三妹杨叔姬的一封信，认为他的读佛学，并非是研究如何信鬼神，修来世的迷信思想。譬如信中有：“故兄之学佛只修心而不修身”，“不说出世只说入世；不说神道只说人事”等等。可见，王冶秋、夏衍等的文章，给杨度家人很大的宽慰和支持。

毛泽东早年战友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李淑一写信给《人民日报》，回忆她所知道的点点滴滴：“关于杨度同志入党事，柳直荀烈士曾在上海和他的弟弟柳瑟虎谈过这件事，并说在上海时，杨子和他（直荀）一道策划过太湖的革命运动。”这就不仅证明杨度入了党，还提供了他参加了党的策划太湖革命运动的事实。

1949年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回国探亲，周恩来获悉后抽空接见了她，并在席间郑重举杯“向杨老先生的在天之灵致敬。”章世钊先生有一次在宴会上提到了杨度，毛主席当场对章世钊说：“你的好友杨度是我们的人，是共产党员。”文革时期，杨度在国内的亲属一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特别保护。有了以上佐证，后来出版《辞海》对于杨度的评价作了更正和调整，增加了杨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