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下半年，潘汉年奉命离开上海，回到中央苏区，杨度与中共特科的单线联系人则改为夏衍同志。根据组织上的规定，夏衍每月跟杨度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以及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发展的情况和反“围剿”战争的一些情况。由于杨度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每当他跟夏衍谈论这些问题时，常常高谈阔论，奇语惊人。他还经常写些他所知晓的国民党内部情况由夏衍转给上级党组织。最初，夏衍并不知道经常和自己接头的是杨度，只知道这位秘密党员姓杨，后来逐渐熟悉了，杨度将实情告诉夏衍，夏衍当场大吃一惊。一次，他向夏衍作自我解剖，说他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拒绝跟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才认了错。

由于身在杜月笙家，为杜办事，当时上海有些报纸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他反驳道：“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1930年春，杜月笙筹集五十万元在浦东高桥杜家花园附近购置了五十亩地大兴土木，修建了杜家祠堂，并于翌年6月10号正式进行落成典礼，当时蒋介石、段祺瑞、张学良、班禅喇嘛派人送匾祝贺。梅兰芳、荀慧生等一批名伶也特意前来祝贺，杜月笙为撑足场面，不惜重金聘请汤漪、陈群等名流主持典礼，杨度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请郑孝胥书写，作为他们两人的贺礼；此外，杨度还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勒石立碑。

杜家祠堂落成典礼，杨度变成了文书处的秘书。典礼前三天，他便搬到浦东高桥办事处住下，杜月笙晓得他烟瘾极大，特备了一副烟具，一张烟榻，杨度更添精神，每天朝夕忙碌，事必躬亲，实在劳苦。杜家祠堂神主入住的正日，杨度为典礼精心设计了一套议程，并嘱咐杜月笙应悉尊大礼，一举一动不得有半点差错，并向杜月笙详述了祭祀之事。对祠堂设祭和第二年再行祭礼的差别，“桑主”和“栗主”的差别，杜月笙该捧“栗主”总神位送入神龛都一一交代清楚。杜月笙对杨度的祭礼之道佩服之至，感激不尽。

当时杨度正在患病，收集情报工作停歇，故此与夏衍同志联系不多。1931年秋，杨度病逝于上海家中，终年56岁。杨度故去时，正处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酷之际，只有几位普通战友偷偷地来到杨府，向杨度的妻子和儿女深表哀悼或慰问。杨度1931年去世之前，为自己写好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死后，原先安葬在上海公墓！墓碑由夏寿田书写。抗战开始后，上海沦陷，日军要在江湾修建飞机场，勒令迁坟。其夫人徐粲楞便把他的棺木迁往上海西郊华漕乡寅春庙附近，重修建了坟墓，墓碑仍用原碑。十年浩劫中，坟墓不幸又被毁坏，后来，坟墓重建在宋龄名誉主席陵园的右侧万国公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