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肉身不得不服从于各种规则，我相信此刻的自己仍然拥有自由的灵魂，可我也的确有些恐惧—会不会真有那么一天，肉身已被污染，灵魂无处可归？

上班时坐地铁，看着车厢里大片黑压压的西装和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我时常有想尖叫的冲动。出了地铁，不用上到地面，就有一条通往地下购物商场的通道也可以通到我们公司，所以我每天上下班都走这条近路，基本上看不见外面的天空，看不见日出日落。我走在这条走过无数次的地下通道里，常觉得有一种超现实的恍惚感，又或者那其实是崩溃的前兆。我总在幻想：如果有一天我忽然在这条路上停下来，然后转身走掉，就像保罗.奥斯特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任凭命运把我拉到难以预测的地方去，又会怎样？最坏又能怎样？

但是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转身走掉。

有时我甚至有点窝火。妈的，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这个啊—在青春期的迷惘与中年危机之间，居然还要承受这种莫名其妙无可名状的痛苦……

可是……可是既然别人都不觉得痛苦，那么问题恐怕还是出在我自己身上吧。我颓然地想。

三

如果一定要找出转折发生的那个“点 ”，又或者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想那应该是在 2008年底的西藏之旅中。

我和铭基是 2003年在西藏旅行时相识相恋的，就像村上春树在《斯普特尼克恋人》的开头所写的一般，“那是一场犹如以排山倒海之势掠过无边草原的龙卷风一般的迅猛的恋情 ”。后来我们不但延续着这个势头很快就结了婚，还出版了一本《藏地白皮书》来记述这个真实的爱情故事。不过在当时，才认识十几天的两个人自然无法得知后来的命运安排，在彼此心仪却尚未点破的暧昧时刻，怀抱着“旅途结束便要天各一方”的怅然心情，坐在大昭寺屋顶的塑胶椅子上，我们订下了一个“五年之约”，说好 2008年再于此地相见。

尽管故事是happy ending，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履行这个约定。所以五年之后，我和铭基一同回到拉萨，重返大昭寺，在熟悉的场所寻找当年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