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 30年代，主流经济学家们逐渐忽视土地概念的分析，而过多强调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主导作用。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在选择动态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经济变量时明确指出，“在一个进步经济的基本决定因素中，我计划抛弃来自土地的报酬规律。……我之所以抛弃它（土地）仅仅是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土地的影响在数量上已无足轻重。 ”而“索罗增长模型”则直接把土地、矿藏当作资本来处理， 完全忽视了早期经济学理论关于土地和资本所作的理论区分。舒尔茨虽然认识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关于土地地位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但他把原因归结为：“在英国、美国及其他许多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已经摆脱了原先土地施加的桎梏。 ”

20世纪 70年代，针对人类工业化道路上出现的全球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著作陆续发表，引起经济学家对人类经济行为方式，特别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逐步形成了全球共识的可持续发展增长观，土地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等经济学研究分支获得长足发展。美国土地经济学家伊利（R.T.Ely）认为，“经济学家所使用的土地这个词，指的是自然的各种力量，或自然资源……经济学上的土地侧重于大自然所赋予的东西”，对土地概念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总结。

1972年 10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在荷兰瓦格宁根召开国际专家会议，就土地概念、土地利用类型、土地评价方法与诊断指标等达成协议，其会议文件《土地与景观的概念及定义》明确提出了土地概念，认为，“土地包括地球特定区域表面及其以上和以下的大气、土壤及基础地质、水文和植物。它还包括这一区域范围内过去和现在的人类活动的种种结果，以及动物就它们对目前和未来人类利用土地所施加的影响。 ”1976年，该组织发表的《土地评价纲要》则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土地概念，指出土地是“地表的一个区域，其特点包括该区域垂直向上和向下的生物圈的全部合理稳定的或可预测的周期性属性，包括大气、土壤和下伏地质、生物圈、植物界和动物界的属性，以及过去和现在的人类活动的结果，考虑这些属性和结果的原则是，它们对于人类、对于土地目前和未来的利用施加重要的影响”。这一土地概念在国际范围内为众多学者所接受。国内学者陈百明等人解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土地概念，指出：“土地是一个自然和历史综合体，在空间范围内表现为一个垂直系统，并认为土地包括陆地水面，即江河、湖泊、水库等，但是海洋不在上述土地概念的范围之内，同时认为土地和土地资源是不同的概念。”同时，土地资源是“在土地总量中，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能直接为人类利用，用以创造财富产生经济价值的这部分” 。经济学家开始重新认识到无论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土地在一国经济增长中都应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006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学家戴维·罗默（ David Romer）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写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增长数量模型，明确提出“土地的固定供给可能对我们的生产能力是一种严格约束，或者，永久增长的产出会产生永久增加的污染量，这将会使增长停止” ，并认为，“尽管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内，技术已经能够超越资源与土地的限制，但它仍表明，那些限制必定最终成为我们生产能力的严格约束” 。至此，长期被忽视的土地概念又重新回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