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娘便到他家的锅底下生火做饭。我看我娘单独一个人出来，便把嘴凑到娘的耳边说：“娘，她没病。她是装的。我和爹进来的时候她正在那里洗衣裳。娘，不信你看。”我便用手去指她洗衣服的大盆，我的手刚指过去，大盆不见了。我知道，准是那男人趁我和爹没看见给端走了，我娘用眼瞅着那家人的屋门，小声地问我：“你爹看见了吗？”“看见了。”我说。娘又说：“别吱声，别吱声。”我在旁边呆呆的，心痛地看着我那可怜的娘。

水开了，我娘去屋里拿面条，顺手拿了一个鸡蛋。“拿两个！他娘从昨天夜里起一口饭都没吃。”那男人强硬地说道。

我娘又像接圣旨一样，乖乖地又向包袱里拿了一个鸡蛋。

面条下出来了，两个鸡蛋在面顶上，热腾腾的给那女人端了上去。屋里顿时没了动静，就听见那女人“扑喽扑喽”喝面条的声音。我瞪大眼珠看着爹娘，还有那个男人，心想：“娘，她没病。咱这是干什么啊！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这么不一样啊，我爹娘为什么被别人欺负成这样！爹明明看见那女人没病，为什么吓得就是不敢说呢？”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男人的哥哥是小队的一个队长。

吃罢面，我爹娘拉那女人去了医院。医生把她的全身都检查了个遍，说没有病，回家吧。回家是回家了，可那男人三天两头去找我娘：一没吃的，就让我娘给他送面条、送鸡蛋。拿少了，每次都要把我娘骂出来。我娘为了给她买吃的，卖尽了我们全家一年的口粮。就这样，我娘被他们家折磨两个月后，精神开始出现异常，慢慢就发展成为精神病，有时病一上来，十几天都不认得我。

母亲的病时好时坏，犯病的时候，连我也不敢靠近。我们家经过一番治疗后，虽然好了一点，但是一受到刺激就犯，给本来就贫穷的家庭又罩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霜。

我的父亲比我娘大十八岁，从年轻时耳就聋。我大哥在生产队里干活，生活就靠母亲卖青菜维持。那时候卖菜也不敢出去卖。我们村有一个老大爷因为家里娶儿媳剩下几斤芹菜，拿到集上去卖，结果被很多人逮住牵着游街，说他投机倒把。所以，我们这个家，加上娘病，爹聋，我的哥哥们上到小学三年级就算学到了顶点。

爹天天只能靠挖大粪来混工分，那时候一天最多给八个工分。我记得那年年底，娘带我到大街上看生产队贴出的工分榜，结果我家工分最多。原因是我们家有四个人都在混工分，能够吃上平均口粮，这是我们家最幸福的时刻。但是娘的病总是时好时坏，有时一天犯上好几次，一旦犯上来，我们就怕得要命。那时我天天都在看娘的脸，天天在惊恐中度过，天天都在期盼好的日子快些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