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故事的大量传播始于宋代，“说话”艺人通过加工渲染，以讲故事的形式说给听众，听众又添枝加叶传讲给他人，使三国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到了元朝有形成文字的《三国志平话》刊印，但文字粗简，事多荒诞。到明代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删除荒诞，根据史籍，并加虚构，成60余万字的《三国演义》，篇幅比《三国志平话》增约10倍，尤其文字通俗，雅俗共赏。章学诚说它“七实三虚”，“虚”是作者的艺术创造。因此，《三国演义》一出，《三国志平话》失传。其中夸张虚构的如：桃园结义、祭东风、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单刀赴会、玉泉显圣、空城计等，写得栩栩如生，动人心魄。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元明杂剧约70多个剧本，京剧剧本约140出，现在大部分存在。三国故事剧本之多，是古代各朝故事无法相比的。《三国演义》的社会历史影响确是深远的，可从中学习办事做人，学习军事打仗，学习处世交友；各行各业，工农兵学政商，都可从中体会借鉴，各取所需。

由于《三国演义》的流传，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曹操、关羽、张飞成为奸诈、忠义、勇猛的典型，其他如庸主献帝、刘禅，无能之辈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刘璋，器窄心狭的周瑜，仁德的刘备，长厚的鲁肃，勇将许褚、典韦，以及甘受愚弄的蒋干，等等，无不各极其态，老幼乐道。许许多多人习用的俗语比喻，也出自三国的典故：如身在曹营心在汉；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大意失荆州；挥泪斩马谡；说曹操，曹操到；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等。其中有许多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固定词汇，如赤膊上阵，这是写许褚之事；乐不思蜀，这是写刘禅之事。在三国人物中，毛泽东最推崇的，大概要算诸葛亮。早在第一师范的《讲堂录》里，写到“办事之人”的时候，就以诸葛亮为例。在以后的著作中，他还不止一次提到诸葛亮。例如，1957年，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他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在小说里，诸葛亮可以未卜先知，呼风唤雨。毛泽东即以此为例，说明即使是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有其局限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三国演义》书中写了许多军事斗争，古来军事家都从中学习谋略。《三国演义》中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得失，都有可鉴览之处。清初曾敕命翻译《三国演义》为满文，因当时武将不识汉字，打仗作战，往往参考三国战争的记述，甚为得力。有《笔记》说：“满洲自认为刘备，蒙古自认为关羽，借以羁縻蒙古。二百余年，蒙古不侵不叛，实基于此。”张献忠也是“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太平天国之“诡计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毛泽东也显然从《三国演义》学习到了战争知识。可笑的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攻击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做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做现代战略”。只要能够战胜敌人，《三国演义》中获得的知识，为什么不能用于现代革命战争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也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举了中国古代6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3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分别见《三国演义》第30回、第49回、第84回）。

中国的小孩子没有不喜欢读《西游记》的。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的时候，就把《西游记》列入他童年爱读的书中间。在《矛盾论》中，他引证了马克思的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接着，又加以发挥说：“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在从中国古代神话所举出的例证中，和《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变人并列的，就有《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七十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