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基础，也是长久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唐僧取经故事经过艺人说唱，自唐末传到宋元，明代吴承恩据以创作《西游记》。鲁迅称之为神魔小说，“其所取材，颇极广泛”，“翻案挪移唐人传奇”；“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几乎改观”。“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鲁迅之言极是，《西游记》虽以神话艺术浪漫手法加工而成，实与世态人情有关。吴承恩生活在明代最腐败的嘉靖、万历年间，昏君当道，胡作非为，民穷财尽，外患频仍，因此他的笔下，幻想理想都与现实生活有关。天上世界诸神的统治机构，其等级森严权威无上，也是人间帝王封建统治的幻化；其他地下阎罗、四海龙王以至西行路上诸国王，多荒淫无道，昏聩无能，也可说是明朝昏庸统治的反照。权威过于家长的唐僧和他率领的众徒四人，乃精魅与凡人的奇妙结合。唐僧一心向善，矢志取经，但刚愎自信，好歹不分；猪八戒愚蠢自私，贪嘴好色，又憨直善良，可笑可气；沙和尚老实顺从，甘当跟班。吴承恩创造了一个造反的英雄猴王孙悟空，勇敢机智，活泼调皮，神通广大，七十二变，闹天斗地，翻江倒海；他一心忠于取经事业，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禁得起大小冤屈；对师父忠诚情义，对八戒促狭友爱；他集魔性、猴性、人性于一身。这个齐天大圣几百年来为男女老少所喜爱，现在电视上，从连续剧到广告宣传，也是最吸引少年儿童的。

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说：“爸爸同我们谈论过《西游记》，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信奉‘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毛泽东认为唐僧一味劝人为善，如果不除恶务尽，则“妖为鬼蜮必成灾”。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有一次，他去见陈立夫，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况，批评了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称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

毛泽东显然很喜欢孙悟空这个典型，在他的著作中，孙悟空成了一再随意被引用的神话人物，有时候做正面形象来用，有时候又做反面形象来用。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谈人要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在这八卦炉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在同一篇讲话中，还引用了《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孙悟空变为土地庙的故事。毛泽东借此来抒发他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反感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孙行者这个计策，却是被二郎神识破了的：“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生弄喧。”

《西游记》第59回～61回中孙行者借芭蕉扇的故事，曾被引用过两次，《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把她战败了。”这里毛泽东说的“把她战败了”，是说得稍早了一点儿，只是借题发挥，讲钻进敌人肚子里面去作斗争的方法。全国胜利前夕，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因为主客之势已变，所以前者以铁扇公主为妖，后者以孙行者为妖，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也许是因为心情的变化，后来他又以孙行者为正神了。1961年11月，毛泽东在一首诗中写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他感到，那时已经是妖雾重来的时候，所以对孙大圣又大有好感了吧。

总的来说，这种不受传统清规戒律束缚的反抗性格，这个敢于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英雄形象，常用为革命造反等的代名词。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中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蛮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他的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向玉皇大帝挑战是“反对官僚主义”。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之初，他还谈到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说他身上有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这是直接以“大闹天官”善于七十二变的孙悟空自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