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毛泽东的心灵受到的一次最大震动，是1910年长沙几万饥民的“抢米”暴动。1909年，湖南滨湖各县发生大水灾，长沙、湘潭、宝庆、衡阳等县也发生虫、旱等灾。1910年春，奸商、豪绅乘机囤积居奇，如王先谦、叶德辉（王先谦（1841—1917），湖南长沙人，清同治进士，汉学家，编著书籍数十种。叶德辉（1864—1927），湖南长沙人，清光绪进士，以收藏和校勘古籍有名。从戊戌变法时期起，王、叶即为湖南顽固党的首领和民愤极大的劣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叶破坏农民运动，1927年被革命政府判处死刑。）等家积谷上千石、万石；巡抚岑春蓂也勾结外省奸商和英、美、日等外商，偷运谷米出省，因而引起米价飞涨。广大劳动人民粮绝食断，无以为生。4月中旬，终于在长沙城爆发了群众抢米事件。在连续几天之中，几万城乡饥民捣毁了抚台衙门，英、美、日、德等国领事署和洋行、趸船、堆栈、教堂、医院，以及为豪绅所把持的学校，也多被焚烧或砸毁。岑春蓂调遣军队残酷镇压，群众死伤近百人。为了平息民愤，清政府事后被迫将岑春蓂等革职，王先谦、叶德辉等“降级调用”，“革去功名”。这个大暴动波及湘潭、益阳和滨湖各县，饥民纷纷聚闹大户，吃“排家饭”。韶山也发生了穷人“吃大户”的事情。在这以前，韶山农民的秘密组织哥老会（哥老会（以及青帮、在理会等）是在清初形成的民间秘密团体，组成分子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曾经同地主发生冲突，为首的一个铁匠被杀害了。这些惊人的事件，在毛泽东的同学和友伴中引起了议论和同情，但只有他进一步认识到这同大家的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韶山许多农民过着挨饿受冻的日子，有的因无钱治病而死去，有的为生活所逼而投塘、上吊。这些耳闻目睹的惨象和群众的自发斗争，在少年毛泽东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埋下了最初的反叛种子。

他自己生活中的直接反叛，则是反对父亲的专制和刻薄。他在家中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反抗的。父亲送儿子读书的唯一目的是为发家，一旦发现儿子读书有越“正道”，就常常无理地责骂他“懒惰”、“不孝”，有时甚至加以体罚。这个少年最早的一次“反叛”，是在他10岁的时候，为抵抗经常打骂学生的私塾教师，独自从学堂逃出，在附近山中迷了路，乱跑了3天之后，才被家人找回。从此以后，对这个桀骜不驯的“逆子”，父亲和塾师不得不温和一些了。毛泽东在回忆中幽默地说，家里分成两个“党”：一个是执政党，只父亲孤家寡人一个；另一个是反对党，由他和母亲、两个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有时还包括长工在内组成。母亲只赞成用温和的办法来对付，他则主张公开的反叛。为了辩驳所谓“不孝”的责备，他以经书做武器，对父亲说：经书上说的“父慈子孝”，可见“父慈”在先，“子孝”在后，哪有父不慈而子能孝的呢？有一回，父亲当着许多客人责骂了他，于是他忿而从家里跑出，父亲从后面追来，他就以“投塘”相威胁。这种反抗，终于换得父亲一定的让步。他的最大的“忤逆不孝”是抗婚。父亲按照古老的陋习，为他娶了一个比他大4岁的18岁的媳妇，他坚决拒绝，一直不承认这桩“婚姻”，父亲也无可奈何。他尤其不满意父亲的悭吝，在穷人“吃大户”的那年，囤积谷子，不肯平粜，他认为这是非常不人道的。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年旧历年关，父亲要他去收一笔猪钱，在回家的路上，碰见几伙衣衫褴褛的穷人，他便把钱散给了他们（柳六文：《我所知道的毛泽东先生二三事》，载1945年9月8日《新华日报》。）。

旧时私塾儿童常受教师体罚，毛泽东对此很反感。他10岁在南岸私塾时，一次挨了打，他气得背起书包就走，又不敢回家，在山冲里转悠了3天，才被找了回来。他回忆这次的“反叛”说：“到家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