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也是将《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说来谈，跟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的说法相同。想来此时他已读过《大同书》了，当然只是已经发表的甲、乙两部。

《大同书》中对理想社会的政治、社会生活、工农业生产，乃至家庭与婚姻等，都有十分具体的描写。毛泽东对这些极感兴趣。从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的他所作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所受于《大同书》的影响。文中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1918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长沙）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当时并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人思考“新村”问题。《新青年》杂志上就刊登过周作人、武者小路实笃等谈新村的文章，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一部分人，于1919年11月，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提出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发动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崧年等17人为发起人。工读互助团成立三四个月即陷困境，终至解散。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也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当然会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本人主持。毛泽东于4月7日往八道弯访周作人，当同此事有关。但是看来康有为的《大同书》对毛泽东的影响似乎更具体些。我们可以把《学生之工作》中所写的新村计划，同《大同书》甲、乙两部所写的理想社会对照看看。　　《学生之工作》说：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大同书》说：

“贫民归公政府恤养。”

“病者皆归公医院治之。”

“死者归考终院料理丧葬。”（第105～106页）　　《大同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力言有国之害。“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然后“立（世界）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论及个人有无上价值后，有这样的话：“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把“国家”列为恶魔，自是当时受到《大同书》（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