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中其他一些意见，也对毛泽东有所影响，例如其中说的“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以情好相合，而立私约，有期限，不名夫妇”（第124页），妻子“不必其夫赡养”，婴儿“不必其母抚育”（第192页）。尤其将社会一切罪恶都归之于家庭，综合出家庭妨碍人类进入“大同之世”的14条公害：“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第191页）至于“农夫之乐”则“坐得工金，听其挥霍，居得公室，逑匹同居，好学者有图书之益，中才者有听讲之教，食有公厨，游有公园，除每日工作数时外，悉皆自由”。后来“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则受到他的极力称赞。每天工作的具体时数：“太平之世，一人作工之日力，仅三小时或一二时而已足，自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矣。”（第248页）《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说：“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六小时的制度。……在目前时期，不但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学习二小时的制度。”《大同书》中的“中国江南之宜稻，河北之宜麦，江浙之宜桑，四川之宜药，广东之宜花果，北口外之宜牧畜，沿海之宜渔盐”（第240页）的提法，多年之后也反映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了。难怪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干部到徐水县去时，除带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外，还带了康有为的《大同书》。

《大同书》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的要求；主张全球性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原则。肯定工人具有崇高的地位，“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第247页）。还设计了一个没有阶级、人人平等的社会、实行社会自治制度。“太平之世不立刑，但有各职业之规则”，“职规之外，立法四章”——“第一禁赌博”，“第二禁独尊”，“第三禁竞争”，“第四禁堕胎”。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贼屠伯”，激烈地反对“独尊”，从而描绘了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全部生产包括服务行业，都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康有为特别重视教育，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人人学到20岁，人人皆无恶习。“当太平之世，人性既善，才智过人，惟相与鼓舞踊跃于仁智之事；新法日出，公施日多，仁心自厚，知识日莹，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慧无边之境而已，非乱世之人所能测已。”（第277～278页）

总之，《大同书》反映了康有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义的思想，反映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对作者的影响及其远远超越之处，更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公正的幸福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在思想史上有很高的价值。当代学者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和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主义空想。”《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5页。）康有为的这些思想，“在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却占据着重要的进步地位，它比朴素的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已向前大大进了一步，它根据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历史进化理论，提出了一个以高度物质文明为基础，以人人劳动和财产公有为基本原则，以政治民主个人平等自由为社会结构的‘大同’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表达了中国先进人士和中国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对科学发达的希望，对封建专制的憎恨，对人权民主的要求，在这个社会主义主观空想形式里充满了民主主义的客观内容”。（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原文中从“以高度物质文明”至“大同世界”止三行，下有重点号。）

《大同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却绝不能作为制定现实政策的指导理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此书，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对此书的内容，无一字评论，他所惋惜的，只是康有为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历史的不幸是，9年之后，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执掌国柄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的毛泽东，作了一次失败的尝试，其代价之大，是人们多少年也不会忘记的。

东山学堂并不能满足毛泽东求得更多知识的渴望。正是辛亥革命前夕，他于1911年春来到长沙，这一步对他辉煌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