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长沙

既然康有为、梁启超为少年毛泽东打开了眼界，东山学堂自然不能满足他的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他极想到长沙去，因为听许多人说过，那里是个大城市，湖南的省会，城里有好多更高级的新学校。在清末，湖南开风气之先，是办新式学堂最早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7年，总计全省有商业、实业、师范和普通中学等82所学校，还有女子学堂7所，学生共达一万三四千人，而长沙就集中有二三十所。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只读了半年。学校的校长、教师，看到他年纪较大，成绩又好，都主张他去长沙考中学堂，继续深造。恰好学校的贺岚岗老师，应聘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愿意把他带去读书。这正符合他想去长沙的迫切愿望，于是他从东山回到家里，做去长沙的准备，但仍然受到父亲的阻挠。他请来舅父及以前的老师劝说父亲让他继续读书。临行时，他抄了一首诗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以表示自己立志求学和男儿志在四方的决心。1911年春，他挑着行李走到湘潭城乘船到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这时的长沙是革命党剧烈活动的地方，社会上充满新的气象。他才知道有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马上成为同盟会的《民立报》的热心读者，为报上的反清言论和黄花岗起义等革命事迹所深深感动。他回忆说，自己这时竟激动到这样的程度，写了一篇平生第一次表示政见的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文中主张让孙中山回国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部长，表示了坚决反对帝制的思想。当然，他并不知道，这三个人早已属于两个敌对的政党。为革命的潮流所鼓舞，他毅然剪去自己的辫子，并且说服他的朋友和同学也剪掉，以表示反抗清朝的决心。这时，萧家兄弟子升（萧子升（1893—1977），字旭东，湖南湘乡人，新民学会创始人之一。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曾做过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次长。后长期旅居国外。）、子璋也同在这个学堂读书。

关于辛亥革命前夜湖南青年学生革命情绪的高涨，在五四运动时，毛泽东以自己亲身的经历，作过这样生动的描述：“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四川反对铁路国有运动爆发后，“继起者则为湖南，学生界尤其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庸懦无知的湖南巡抚杨文鼎，横加干涉，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他说，自己“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的一个小卒。我们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袍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湘江评论》第四号（1919年8月4日出版）“本会总记”。）。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是全国第一个响应独立的省份。当革命党人和新军（1903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创建新式陆军（北洋军队的由来）。后续命各省督抚各编新军1～13镇（相当于师）不等。湖南编练第十三镇一个镇。此时具有反满思想的青年投军者甚多；同盟会和各地革命分子多是在新军中活动的对象。因此，新军成了促成辛亥革命的力量之一。）正在长沙起义时，毛泽东立即准备到武昌去参加革命军；听说汉口街道潮湿，连雨鞋也在朋友那里借到了。后来因交通缘故，没有成行。当“汉旗”一在长沙的抚台衙门升起，他就毅然参加了新军，当一名普通列兵。这时有许多学生参加了军队，成立了一队学生军。他认为学生军太复杂了，要干革命，就要准备打仗，还是应当参加正规的军队。在新军中，除了操练和做一些军事勤务，他将剩余的饷银订了省内外几种报纸，每天贪读不厌，非常注意政治时事与社会问题。在鼓吹革命的报纸中，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那是江亢虎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他对这个新东西很感兴趣，就写信同东山学堂的朋友和同学讨论。他跟军队中的大多数士兵以及正副目（即正副班长）和排长都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常常帮助他们写家信和讲解报纸上的新闻。他们都很尊敬这个列兵，认为他有学问。他同士兵中的一个铁匠和一个矿工特别亲近，极其喜爱他们的质朴。1950年夏天，他收到当年同他有过友谊的一个副目的来信，曾亲切地给这位40年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副班长回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