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严译名著

毛泽东从来不喜欢学校里的一些死板课程，对校规也很反感。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他觉得，上学校还不如独自看书学习。1912年的下半年，他住在新安巷湘乡试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看书。该馆建于清末，藏书为全省之冠。楼上书库，楼下阅览室，距湘乡试馆很近。每天早晨，毛泽东总是等着开门，第一个进馆，中午吃两块米糕，晚上直到闭馆才回来。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书，楼上楼下，满架满柜都是书，像童年在池塘中游泳一样，他全身心投入书籍的海洋，常常忘记了饥饿和寒冷，贪婪地读着。墙上挂的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也使他发生极大的兴趣，每天经过，总要停下来细看一阵：原来世界是这样的大！中国自古称为“居四海之内”，大得以世界自居，其实只占地球很小一部分；湖南更小，湘潭找不到地名。由是他更觉得世界上的事、中国的事真是太值得研究了。后来他这样谈到这段难忘的往事：“我正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吃个不停。”这样的自学生活持续了半年多，读的书既多且广。他回忆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1936年他对斯诺说：“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现在的研究者已经查明，这个书单中除了卢梭的著作之外，其余各种都是当时出版不久正在风行的严复译本。这里的书名，有些是写得准确的，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有一些则由于当年谈话时记录和翻译的出入，也许还包括本人的误记，而不准确了。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君武的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才出版的。毛泽东对斯诺说，很可能是“一本阐述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进化学说的书”，就是严复所译，当年风行全国的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即密勒）的著作，当时中国只译出两种，都是严复译的，那就是《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严译本名《穆勒名学》）和《论自由》（严译本名《群己权界论》）。毛泽东对斯诺说的密勒的书，当是指《穆勒名学》，因为日本人把逻辑学译为论理学；而论与伦二字名音形皆近，因而误为“关于伦理学的书”了。斯宾塞的书，当是指他的《社会等研究法》（严译本名《群学肄言》）。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当是指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严译本名《孟德斯鸠法意》）。

严复（1854—1921）是中国第一批到英国留学的人，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启蒙思想家。自1896年至1908年，他先后译出西方著作除上述六种外，尚有甄克思的《社会通铨》和耶劳斯的《名学浅说》，后人称为严译八大名著。严复不仅对近代的西欧思想家，如哥白尼、牛顿、康德、培根、霍布士、洛克、笛卡儿等都有所研究，就是古代的欧洲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德谟克里特等，也有相当了解，在其译著中对他们都有深浅不同的介绍。在他留学英国时（1876—1879），正在广泛传播的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哲学中的实证论、不可知论等，对他的思想影响特别大。他一生最活跃的时期是甲午战争后到戊戌政变前这三年，除译述《天演论》等外，还创办天津《国闻报》，发表了几篇震动一时的鼓吹变法救亡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他高举西学旗帜，对旧学进行全面的理论批判，包括宋学义理、汉学考据辞章等，都是“一言以蔽之”，“曰无用”，“曰无实”；揭出制艺八股的三大罪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他醉心于西方的文化学术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批评洋务派的“新政”，只不过是“形下之粗迹”的弩机兵械，并非西方的“命脉之所在”；他认为真正的命脉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前者指西方的自然科学、逻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后者即西方的国家政治制度与自由经济政策。这就是说，西方的强盛源于学术思想，“彼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当前的需要首在学术思想的自由与民主。他指出旧学之所以无用、无实，根源即在并不是从考验事实出发，而是从古书成训的教条出发；不问理之然否，而只盲目对之崇信不疑。他以自然科学的朴素唯物观点，强调知识要经过事实的验证；人的主观认识应当符合于客观实际：“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他坚决反对“师心自用”，“强物就我”。他还强调要读“无字之书”：“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夫理之诚妄，不可以口舌争也，其证存乎事实。”因此严复成为清末鼓吹变法自强，提倡“尊今叛古”、“尊民叛君”民主思想的最出色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不能直接阅读西方著作，只能从间接所得，附会于原来所接受的孔孟陆王（包括王夫之）儒家旧学，以倡导反对专制的维新理论。严复于西方学术造诣之高，对西方社会了解之深，当年举国无出其右者，在这一方面，康、梁就显得逊色多了，因此，梁启超称严复为清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蔡元培也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他翻译了《天演论》，1889年出版后，立即轰动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