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是严复译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部分内容的书名。原著1883年才出版，严复翻译西方学术名著就是从这一部书开始的。赫胥黎是达尔文学说最热烈的宣传家，不知疲倦地撰文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说，他的活动和著作影响了一个时代，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赫胥黎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生物界的发展规律，生物是不断进化，绝非自古不变。“物竞”即“生存竞争”，“物争自存”；“天择”即“自然选择”，自然淘汰。“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他认为这种生物的发展规律，也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

《天演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同中国传统的“厚古薄今”、“今不如古”的观点完全相反。对于已经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不足和诸多缺陷，而希望变法维新的中国知识界，这不仅是一种自然科学学说，更是一种社会学说，自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加上严复那种典雅直逼先秦诸子的文笔，这本薄薄的6万字左右的“西书”风靡一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几年之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已成为社会上流行的口头禅。由此胡适改名为“适”，陈炯明取号为“竞存”，可见其对世人的影响了。严复在翻译此书时，首倡“信、达、雅”三条标准，多是意译，不择直译，常常就原著某一思想或观点，脱离原文，插入自己的见解，有的注明“复按”，有的夹译夹议未作注明，使这书同中国的现实结合得更紧密。因此鲁迅说严复“做了天演论”。在晚清面对列强“瓜剖豆分”的威胁之下，此书向全国敲起救亡图存的警钟，在当时维新运动中起到了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的作用。尽管我们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科学的，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并不是互不搭界，自然观与世界观、历史观是相互有影响的。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人文主义思潮，是同步发展，相互影响的。关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说过：“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27页。）毛泽东当年很受《天演论》的影响，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他常常运用进化论的观点。严复“做了”《天演论》，值得后人永远纪念。因为进化论的思想，终究是导致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先河。因此，毛泽东晚年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的时候，还赞扬了赫胥黎。

1905年出版的《穆勒名学》，是毛泽东读到的头一本讲逻辑学的书。

穆勒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他在继承培根逻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套新的逻辑体系，他排斥演绎逻辑，而重视归纳逻辑，对归纳逻辑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同时强调，新的逻辑学不应简单反对旧的逻辑学。严复的译本归讲演绎逻辑的那一半，另外讲归纳逻辑的那一半，因为老来精力不济，没有译出。这是一本近30万字的颇为艰深的学术著作，读来是很吃力的。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规律的科学，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规则，以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和认识客观真理。先秦诸子中“名家”公孙龙子、惠施等人，号称“辩者”，因而严复就借用，把逻辑学译作《名学》。墨子、荀子都研究过名实关系的逻辑问题，《荀子?正名篇》是著名的逻辑著作。可是在晚清时期，西方的逻辑学对于中国学人来说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自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学制传入中国后，旧时的中学多设有“论理学”课程，这是日本人对逻辑学的译名。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怀有极其浓厚的兴趣，爱读逻辑学书，是从《穆勒名学》开始的。他读这本书时还只有19岁，就接受了逻辑学的原理，此后他一直十分重视思维的逻辑性、写作的逻辑性。